活力决定经济。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2014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与法国经济学家莱彻·博吉洛夫、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学教授云天德、冰岛大学和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吉尔维·索伊加合著推出了一本旨在阐释经济增长、国家繁荣动能来源的佳作《活力》。

与创新研究的倡导者，如20世纪经济学大师熊彼特为代表的许多经济学家宣称创新主要来源于亨利·福特这样“孤独的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的观点不同，费尔普斯教授等人深入分析并佐证指出，创新主要来自于千百万普通人的共同推动。

《活力》书中提供了20世纪至今不同历史时期，美国以及欧洲主要国家的自主创新及其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TEP)增长率等翔实数据，将之纳入必要的增长模型分析。该书指出，在一战以前，自主创新的主要产生是在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法国推动了较多的自主创新涌现。20世纪70年代，欧洲曾经一度赶上了当时的科技领导者美国，但那之后，全球范围内的自主创新有所下滑，尤其是欧洲，这也使其与美国的发展差距重新拉大。自主创新的活力、能力，与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呈现出密切相关。

既然创新主要来自于千百万普通人的推动(这并没有否认少数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的关键贡献)，那么什么样的发展环境、条件更加有利于推动普通人创新?《活力》一书对此进行了实地访谈、数据分析，得出了一组答案。

有利于创新的个人和文化特征是：创新者喜欢工作的回报属性，愿意进入具有挑战性的行业，重视财务独立;创新者往往喜欢不确定性，并且乐于冒险，还能够接受失败。

书中认为，获得融资的便利性;企业组织结构趋于扁平化;企业和社会文化都能容忍失败和赞赏冒险;拥有免费教育和医疗……这些条件有助于塑造上述“有利于创新的个人和文化特征”。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自主创新的活力下降，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年轻人过多地流入金融业，通过“炒房”、炒股票就可以赚取财富，这削弱了人们“进入具有挑战性的行业……喜欢不确定性，并且乐于冒险”的动力。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也没有呈现年轻人恢复进入创新创业领域的热潮。

《活力》这本书还分析指出：“经济绩效变量正向决定于自主创新、引进创新、工作满意度、就业率、生育率和男性劳动参与率。”这又与“信任、主动、在工作中取得成就的愿望、教育孩子独立以及接受竞争”等变量关联。

这其实就是费尔普斯教授所说的经济、创新“活力”相关联的重要变量。这些价值观集中体现为奋斗型的价值观。

其实，普通人驱动的创新和发展，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一种乐观向上的、积极奋斗的进取，尽管没有明确的预期，却因此有可能“抓住没人注意的或被忽视的机遇”，以更好的方式生产已有产品、改良商业模式、改进技术上的小细节甚至促成重大创新。

本书作者进一步指出：“工人们也将这种创新与创业的态度带到了工作场所中，劳动力供给更多地从常规和枯燥的工作转移到更具挑战性且更有吸引力的工作中。”

实际上，将书作者进行的这一番分析纳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和发展，就可以较为清晰地发现，我国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之所以得以实现去中心式、多点涌进式的区域繁荣，就在于这些地区的人们保持着乐观向上、积极奋斗的进取精神，愿意主动推动生产方式、协作配套等多方面的变革，积极探索工艺创新，而又能长期秉持着匠心精神。因而相对于其国内外的一些存在竞争关系的地区而言，拥有更强的成本、技术、品质等方面的竞争力。

这也意味着，要真正发挥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对周边地区以及国内其他更多区域的带动作用，除了前述的政策改善，还应通过多种方式塑造类似于上述地区的社会文化，鼓励冒险和进取，形成良好的、创新发展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