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预计，短期的物价变化不会对货币政策调控正常化节奏形成明显干扰。货币政策调控正常化是渐进调整，下一步有必要在边际上控制宏观杠杆率增速，推动社融恢复到与实体经济增长相匹配的水平。与此同时，应进一步提升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性，促进融资结构优化。

用现行通胀指标的稳定作为币值稳定的标准，并将其作为货币政策调控判断的参考已经不太合适。应考虑补充和完善现有通胀指标体系，将资产价格变动纳入其中。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对资产市场的调控、监管体系，降低资产市场对货币政策调控的扰动。

货币政策正常化是渐进调整

中国证券报：11月CPI数据显著低于预期，对当前货币政策调控会产生哪些影响？

曾刚：11月的CPI数据虽然显著低于预期，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步入了通货紧缩通道，也不会改变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化的趋势。首先，11月CPI数据受诸多短期因素干扰，特别是去年同期基数偏高，而今年猪周期转向，拉动食品价格回落（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CPI仍维持稳定）。与此同时，消费支出受疫情冲击，恢复进程相对生产要更为缓慢。从更长的时间看，随着短期干扰因素的消除，以及后续消费的持续恢复，预计CPI仍然将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其次，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来看，CPI并不是唯一关注的指标。在经济结构分化，多政策目标权衡的考量下，仅仅以CPI作为宏观调控的依据，已经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这意味着，CPI指数本身也有根据现实情况进行扩展和优化的空间。

从目前的各项经济指标看，中国经济整体运行状况良好。在经历疫情冲击后，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经济回稳趋势较为明显，为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奠定了基础，短期的价格通缩预计不会对货币政策正常化节奏形成明显干扰。

中国证券报：有观点认为，特殊时期的货币政策调控或已到退出之时。下一步应如何逐步退出？

曾刚：货币政策首先着眼的是实体经济。今年上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国内外经济环境都受到了较大的冲击。需求端消费受到严重抑制，供给端企业经营的稳定性也经受了严峻考验。为对冲疫情影响，上半年的货币调控紧紧围绕“六稳、六保”，通过再贷款、再贴现，以及创设直达实体的货币政策工具，加大了对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投放力度。同时，推动银行贷款利率挂钩LPR，带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市场主体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复工复产以及经济的企稳回升创造了合适的货币环境。

必须看到的是，疫情期间的部分货币政策操作有其特殊性和短期性，在经济逐渐恢复正常的情况下，如果长期执行这些政策，在微观上可能助长金融机构和企业的道德风险，这对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有可能造成根本性损害，进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此外，特殊时期政策的长期化，还可能会动摇主权货币的信用基础，影响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为避免短期政策长期化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人民银行在一些政策工具推出时就考虑了退出的安排，比如“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要求“放贷银行应于购买之日起满一年时按原金额返还”。明确了政策退出的时间和路径，有助于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形成正确预期，减少对短期政策的过度依赖。

从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情况看，目前经济复苏态势良好，预计2021年，内生动力（如私人消费和制造业投资）将逐步恢复到正常状态，推动经济回到疫情前的增长轨迹，完全弥补疫情对经济增长造成的短期冲击。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增长对特殊时期政策的依赖度将逐步减弱，短期政策刺激将逐步退出回归正常化。当然，由于经济的恢复是渐进的过程，而且考虑到全球范围内的疫情及其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不会在短时期内消退，因此，货币政策的正常化也会是一个渐进的调整，并不意味着在某个时点上的“从松到紧”的转向。

货币政策正常化有两方面工作，一是部分支持实体经济的短期政策安排（如延期还本付息、普惠小微贷款再贷款等），按原定时间表有序退出；二是保持杠杆率增长恢复平稳状态。2020年全年，宏观杠杆率上升估计在30个点左右。下一步有必要在边际上控制宏观杠杆率增速，推动社融恢复到与实体经济增长相匹配的水平。与此同时，进一步提升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性，促进融资结构的优化。

推动市场主导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中国证券报：在金融市场开放持续推进背景下，货币政策调控应如何更好兼顾内外平衡？

曾刚：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实际上是美元对全球主要货币走弱的一个反映，核心还是基于美联储当下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态势以及后续美国更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所产生的弱美元预期所致。对比中美在疫情期间的经济增长状况，以及后续的货币政策走势，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或小幅走强。

在全球超低利率的环境下，中国保持了相对正常化的货币政策，人民币主权资产的收益率明显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成为全球投资者高度关注的对象。与此同时，我国加快了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为境外投资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