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经济已经逐步恢复、进入常规增长轨道，因此宏观调控政策应相应调整。在新发展格局下，“结构性潜能”应担当主角，形成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结构性潜能框架，即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同时，充分发挥基层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全社会巨大的增长潜能。

深化要素市场改革

中国证券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国内外复杂严峻的环境，前三季度国内经济增速由降转升，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如何看待当前国内经济的表现？

刘世锦：前三季度中国经济表现总体符合预期，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压力测试”下，也出现了一些超预期的亮点，主要是出口行业迅速恢复，这也再次证明我国出口行业能够经受住大的考验；国内需求侧近期逐步回升，但能否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仍需要继续观察。

在国内经济复苏过程中，宏观调控政策的“度”把握得比较好，既保持了充足的流动性，也没有搞“大水漫灌”。在危机中释放流动性，以保持流动性不中断，这是一种“生存性的放松”；当生存问题大体解决之后，增发货币的流向值得关注。目前国内疫情虽未完全消除，但经济已经逐步恢复、进入常规增长轨道，因此宏观调控政策应相应调整，回到常态。当然，就目前经济形势来看，政策不宜明显收紧，要注重防止泡沫、资金流向等问题。

中国证券报：“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理解这一提法?

刘世锦：中央进行这一战略部署，既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有关，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内在要求。当前的内循环将会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在目前国内外复杂的形势下，要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一提法，不能有误解。

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后退，更不是关起门来自给自足。我们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种开放是适应不同国家、地区市场变化的开放；适应开放程度周期性变化的开放；更有韧性和弹性、更具有抗冲击性的开放；基于负面清单的制度规则型开放；能够维护和引领全球化长期发展的开放。

推动这样的开放，国内大循环才能富有成效。反过来说，国内大循环搞好了，将有利于参与国际循环，提升国际竞争力。简单地说，我们所要的双循环，是“开放型的国内循环”和“内需为主型的国际循环”，或者说是“开放的、内需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国证券报：推进“双循环”是否意味着又一次深层次改革？

刘世锦：“双循环”要能循环起来，循环得有成效，关键是要“通”。不通则痛，要找准痛点。现实循环中的痛点主要是要素市场发展滞后，重点是深化以打通要素市场为主的改革。改革就是体制机制政策的创新，需要调动社会各个方面去参与、去试验，好的体制机制政策在这个试错过程中才能脱颖而出。

我们经常讲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顶层设计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指方向，向东还是向西，方向不能走偏；二是划底线，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局面要避免。在此前提下，何种体制机制政策符合实际、管用有效，还是要靠基层试验，靠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去试，通过试错找到对的东西。

中国经济进入中速稳定增长期，要实现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哪些行业、哪些地方能够率先突破，哪种办法切实管用，也是有不确定性的。顶层设计要求过这样一条新的河流，从此岸到达彼岸，但具体如何过河，还是要靠基层试验，也就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发展中总是要面对大量未知和不确定的因素，不同时期要过不同的河流，并非只过一条河就可以了。改革开始时看到的是一片茫茫水面，可行的办法是把水面划分为100个方格，逐个试错。如果只有一个主体去试，需要很长时间，十个主体去试，时间只需十分之一，一百个主体去试，时间就更短了。

发挥基层积极性创造性

中国证券报：在改革过程中，政府部门应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

刘世锦：对于政府的作用，需要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加以区分。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经济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角色差别较大。中央政府在国家安全、发展共识、宏观经济稳定、全国统一市场、全国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地方政府则致力于经营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各种不可移动资源，硬的如基础设施，软的如营商环境，还要直接介入招商引资，通过有竞争力的不可移动资源去吸引企业这样的可移动资源。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得好，是由于地方政府经营的不可移动资源与企业经营的可移动资源形成了高效互补效应。

换个角度说，企业面对市场竞争、开展创新，要以大量精力去应对不确定性。而政府经营好不可移动资源，是在减少不确定性。在企业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就可以把主要精力分配到市场竞争和创新活动上。这就是好的发展环境的含义。反之，发展环境差，政府经营的不可移动资源问题多，如基础设施短缺、营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