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新基建的战略目标定位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高度上，坚持赋能思维方式。

●机制和政策设计的核心是实现数据资源的有效整合、畅通流动和创新利用。

●政府要从过去的管理者，转变为“管理者+治理参与者”，共同推动新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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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重走老路”

中国证券报：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启动并加快新基建的意义有哪些？与传统基建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王鹏：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逆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我国和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冲击，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各类风险因素显著增多。在这一背景下，启动并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短期来看是对冲疫情影响、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工具，中长期来看，既符合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的发展趋势，又适应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迫切需求，在“补短板、加长板”的同时，为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关键词上：一是“赋能”。新基建以产业作为赋能对象，在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推动无人驾驶、虚拟现实、超高清视频、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加快形成并完善新技术新模式的应用环境，推动新兴产业快速成长和群体崛起。

二是“治理”。“新基建”更加突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多主体协同，而非传统基础设施更加倚重的单向型、行政化的管理。为此，“新基建”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积极性，参与到建设、运营、管理中来，也要加强政府在规划引导、政策供给、监管规制等方面的作用。

三是“整合”。主要是数据资源的整合。新基建中最重要的资源要素是数据，这一点与传统基础设施的差异是根本性的。由于网络的分布性、泛在性、交互性，数据散在各类主体当中，海量数据在网络上生成、流动、集聚、沉淀，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整合，就无法挖掘其价值并利用其创造更大价值，新基建的持续运营也就失去了基本逻辑支撑。

中国证券报：新基建如何避免“重走老路”？

王鹏：新基建具有全新特点，要求我们要尽量避免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思维来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避免“重走老路”。一是要把新基建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意义定位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高度上，要坚持赋能思维方式，而不是孤立、片面追求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单个领域形成多大产业规模。

二是机制和政策设计的核心是如何实现数据资源的有效整合、畅通流动和创新利用，而不是传统基础设施时代把资本、土地等要素的配置作为政策设计的重心。如果不能实现这一转变，就无法掌握新基建的实质。

三是政府如何发挥作用要重新认识和定位。政府要从过去的管理者，转变为“管理者+治理参与者”，一方面要依法加强监管，另一方面更要重视和其他参与主体协同协商协调，共同推动新基建。

从供需两端夯实技术基础

中国证券报：夯实新基建的基础非常关键，具体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

王鹏：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需要用到大量的基础技术和产品，如芯片、软件等。当前，我国在基础性信息技术和产品上，对外依存度仍然较高，这意味着在新基建大规模建设的同时，其基础和底座仍是不牢固的。

如果新基建核心技术供给不足的局面不能得到有效改观，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甚至风险：一是市场利益的分配失衡。由于我国大部分企业不掌握核心关键技术，在产业分工上处于中低端，对于价值分配缺少话语权和主导权，新基建带来的市场收益会大量流向跨国科技企业，意味着新基建建得越多，规模越大，可能对我们的产业和企业带来的伤害越大。因为技术领先者拿走了大部分利益，更多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不但不能分享到增长的利益，可能反而是受损的。

二是可能形成新的安全风险隐患。在新基建底层技术和产品大量依赖国外产品的背景下，建得越多、风险可能越大，一旦出险可能造成的损失也越大。这次疫情也提醒我们举一反三，如果在信息技术、信息技术设施上出现重大的系统性风险，可能影响和损失不逊于这次疫情影响。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夯实新基建的技术基础很关键。

夯实新基建的技术基础，可以从供需两个方面着手。从供给来看，要加强核心关键技术攻关，探索可行的、高效的、协同的核心关键技术攻关机制、组织和平台，增强面向颠覆性、前沿性“新基建”关键技术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新基建的技术供给质量。从需求来看，要充分发挥我国的市场需求优势，以应用为牵引，加快新基建相关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与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融合对接，挖掘国内新基建的潜力空间。

引导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投向新基建

中国证券报：投资新基建项目的配套资金从哪儿来？如何激发民间资本活力？

王鹏：新基建的资金来源中，政府资金应该主要定位在发挥引导作用上。政府的资金，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资金，大规模投向新基建领域需要谨慎。一方面，新基建是新技术、新模式的综合体，在信息上政府并不是掌握得最新最全。在信息不充分或不对称情况下，大规模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