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黄马甲”运动日前仍在持续发酵。笔者最近多次走上街头和“黄马甲”零距离接触,倾听了由下层阶级(收入低于中产但尚高于贫困线的阶层)和中产阶级联合组成的法国“夹心层”们的复杂心声。

胡须灰白的园艺师勒洛朗·德尼堪称法国下层阶级的代表。记者在巴黎凯旋门下见到他时,他正连续第5个周六参加“黄马甲”示威。

他从事园艺工作20多年,家有两个孩子,目前月净收入1600欧元,妻子在一家保险公司做普通职员,月净收入大约1600欧元,夫妻二人月净收入虽然达到3000多欧元,但能攒下的钱并没有多少:收入所得税月缴约550欧元,居住税约合每月75欧元,每月食品支出600-700欧元,每年给两个孩子支付学费总计约2500-3000欧元,合每月200-250欧元,此外,养老保险、车险、房屋险等保险费用每个月约150欧元。杂七杂八算下来,每个月两口子也就能攒下1500欧元左右。

“最近六年,我和家人很少出国休假,算下来只出国旅游过一个星期的时间。按照现在的收入状况,等到我60多岁只能领退休金时,财务状况会比较艰难。我担心自己的未来,而现在的总统马克龙不会考虑我们的感受!还有让我感到不公平的是,你看那些难民来了有房住,有钱拿,我们工作的人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从示威现场到电视镜头里,再到报纸期刊的字里行间,勒洛朗·德尼们的声音始终是“黄马甲”抗议潮中最嘹亮的声音之一。法国里尔政治学院研究示威运动问题的学者埃迪·富日耶说,这一类“黄马甲”或许是农民,或许是小商贩,或许是企业职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收入比法国的贫困人口高,他们参与“黄马甲”并不是因为已经贫穷,而是担心将变得贫困。

在一家教育机构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妮娜则是“黄马甲”运动中的中产阶级代表。妮娜个子不高,面容和蔼,谈吐文雅。她说:“我每个月净收入3000多欧元,生活得很好,我来示威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而是为了帮助比我穷困的人。马克龙完全没有倾听到那些处于困难人群的呼声。举个例子,他取消了针对特别富有人群征收的‘巨富税’,却给所有人增加居住税,富人上缴的税收大量减少了,穷人们每个月却因此要多缴5欧元,这不公平。”

在妮娜阐释的道义动机背后,实则深深蕴含着法国中产阶级对政府不断加重税收感到厌烦以及对于他们作为社会中坚自身地位和利益却没有得到精英阶级尊重的不满。

一些受访者向记者清晰地描述了这种心态:“我们是中产,可是政府根本没把我们当人看,各种税那么重,忙来忙去,到头来给政府打工、给银行打工、给员工打工,落到我们自己手里的没几个钱。而且作为小企业主,感觉政府就是不在乎的,哪天生意撑不下去了,还会有新人再入这个局。马克龙上台以来,想各种办法找钱,结果是停车罚款上涨,处处停车都要钱,银行也转嫁政府压力问我们要钱……”

“去年底,我给我们店的员工发了1万欧元的年终奖,结果足足支出了3万多欧元,另外两万多欧元全都交给了法国政府。比如,前一阵我收到一个通知,说是企业要给员工交的一种保险费率上调1个百分点。我看了觉得特憋屈,说实话,算下来倒没多少钱,一个月也就多缴100块欧元,但这真的让人感觉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三类走上街头的“黄马甲”,则是收入不高、怀有反资本主义情结的年轻人。以家住巴黎郊区的20多岁的年轻人米歇尔为例。他在一家电信公司上班,主要收入来源是销售提成,月均不到1000欧元,这个水平甚至还没达到最低工资标准,不过他说自己由于和父母住在一起,经济上暂时没有困难。

“我参加‘黄马甲’运动是因为觉得现在的法国政客只知道欺压人民,我现在不信任法国任何政党和政治人物,选举也从不投票。”米歇尔强调,他认为应该建立一种参与式的民主,但对于这种民主具体如何组织和实现则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