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化解风险重在稳预期 推进财政政策创新
时间:2018-11-16 00:00:00来自:中国证券报字号:T  T

11月15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第二十届中国上市公司金牛奖颁奖典礼暨高端论坛上发表“中国经济形势、政策与预期”的主题演讲时表示,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变大,解决当前问题关键在于改善预期。为此,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应从三个方面创新财政政策:从总量性政策转向结构性政策,从经济性政策转向综合性政策,从相机性政策转向确定性政策。

“财政政策本质上就是要注入确定性,使我们面临的公共风险最小化,将不确定性收敛到市场之内。”刘尚希说。

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

刘尚希认为,从宏观角度来看,传统“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已经不合时宜。传统方法看经济形势是看投资、消费、进出口指标的变化,其实就是看经济增速、价格、投资回报等经济指标和财务指标。“三驾马车”分析框架以确定性思维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是危机决策理论,而不是风险决策理论。而现在面临的经济形态跟过去已经不一样,基本特征就是不确定性,所呈现出来的整个社会特征其实就是风险扩散。

“现在应当用公共风险的分析框架去决定宏观政策。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得越来越鲜明。我们已经感受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比如金融风险、财政风险、国际贸易风险等。这些风险都在引导宏观的决策。”刘尚希说。

他认为,从不确定性的视角看,当前宏观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变数太多。所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用了一个新的表述,叫作“稳中有变”。这是一个新的判断,包含着深刻的含义。中央提出“六稳”,落脚点是稳预期。如果预期不稳,投资、消费、进出口、就业、金融都难稳,预期在当前最重要。

谈到当前宏观经济的风险,刘尚希表示,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已经变大,而产生这个结果的成因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脱节。从今年经济形势看,前高后低;从财政收入增长来看,上半年增长很快,到10月份已经变成负增长。而供需脱节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供给方面,供给质量不高,所需要的高品质产品和服务还不够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需求。所以中央提出转向高质量发展非常正确。

此外,还有金融、地方债与房地产三角关联,高杠杆、高成本带来的脆弱性。这些风险都会落到预期迷茫风险上,所以解决当前的问题关键在于改善预期,只有抓住这个要害,才能化解我们面临的不同层面的、各个领域的风险。

注入确定性

对于怎样改善预期的问题,刘尚希认为,首先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要在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的权衡之中制定、调整和完善财政政策,要直接从风险入手,把不确定性纳入分析框架之中,只有这样,制定的财政政策才会更加积极有效。具体来说,更加积极就是政策要有前瞻性,保持一定的支出强度,同时加大减税力度。更加有效就是要稳定预期,创新供给,激发需求。

“财政政策本质上就是注入确定性,就像央行注入流动性一样,要稳住大局,使我们面临的公共风险最小化。现在的不确定性已经漫出了市场,全社会充满不确定性,要让这种不确定性慢慢收敛到市场之内,这样才是正常状态。”他说。

刘尚希认为,财政政策的效果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公共风险收敛,短期改善,长期稳定;二是预期改善,预期包括市场预期、社会预期,要通过政策协调和改革的实质性推进,防止出现处置风险的风险。

三是供给质量要提高,要促进新的供求耦合,而不是简单供求平衡,供求之间应当是非平衡态,在非平衡态中实现供求之间的耦合;四是民生改善,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质量更高,更加平等,这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创新财政政策

刘尚希表示,应从三个方面创新财政政策。

首先,要从总量性政策转向结构性政策。一是把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摆在首位。中国的营商环境在世界银行的排名从2017年的78位提升到今年的46位,提升幅度非常大。但全国各个地方并不平衡,还有很大的改善潜力。营商环境中有一个指标就是纳税,这项指标在全球的排位并不靠前,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二是稳住就业。就业应是财政政策发力的着重点,只有就业稳住了,才能稳住人心,稳住收入、消费和投资。当前就业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比如,在调研中发现制造业招工越来越难,但大学生的就业反而出现了难题,这说明教育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不完全匹配;三是结构性改革。当前的财政政策应该和结构性改革相匹配,而不是简单地增加赤字、扩大债务,必须指向结构性改革,脱离改革谈财政政策不会真正有效。

其次,刘尚希建议,要从经济性政策转向综合性政策。要从基建投资、公共服务、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同时发力。基建投资要跳出传统土木工程建设的老框架、老观念,要做智慧设施,万物互联,传统基础设施要升级,要打造更多智慧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要提高质量,要有更多体验式公共服务。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就是要让财政政策在提高国民素质、能力、技巧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最后,创新财政政策,要从相机性政策转向确定性政策。要注入确定性,实际上就是注重公共风险的管理。过去的相机性政策,所谓逆周期政策恰恰是造成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相机决策适用于危机管理,而不适用于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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