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一直是个大问题。你知道的,我现在50多岁了,仍需为今后生活考虑。如果完全依靠政府提供的120镑(每周)养老金,再加上我之前购置的私人养老金,或许无法负担养老护理费用。另外,考虑到孩子教育问题,我可能还需要通过‘置换小房’腾出一笔钱。”一位英国居民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1994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如今广为人知的养老金三支柱体系:政府主导的现收现付的第一支柱公共养老金;政府支持、雇主主导的第二支柱职业养老金;国家提供税收优惠、劳动者个人主导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

实际情况是,单纯发展第一支柱或第三支柱,都会给养老金系统带来过大负荷。希腊养老金体系仅依赖第一支柱,近年来该国财政危机与公共养老金入不敷出有较大关系;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只推行第三支柱个人储蓄型养老金的智利,如今开始重建政府主导的养老金第一支柱体系。

面临当前日益加剧的养老问题,英国亦在积极探索改革之路。英国的第二支柱,也就是雇主主导的职业养老金经历三次变革。上世纪90年代之前,多为DB(DefinedBenefit)养老金,缴费人清楚地知道退休后具体每年养老金额度;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变成DC(DefineContribution)养老金,缴纳的养老金会被用于投资,从而无法保证到时养老金的多少。然而,此前职业养老金为申请缴纳制,众多未缴纳的老人面临养老问题。为促进职业养老金发展,在2012年推出了“自动加入”政策,使得第二支柱覆盖人群明显增大。

与我国情况类似,德国也曾陷入第一支柱占比过高难题。为保证养老金系统可持续发展,德国自2001年起对养老金体系进行了改革,包括2001年里斯特养老金改革和2004年重新定义德国养老金体系的两次重点改革,通过直接补贴、税收延期和给予企业税收优惠的方式支持企业建立职业养老金;满足认定资格的保险公司、银行、基金公司或德国住房互助储金信贷社都可以提供里斯特产品,使主体更多元;通过改革,使人口结构的变化能够反映到养老金支付率中,减轻同期缴费人压力。

得益于近年来的养老金体制改革,部分OECD国家提高了养老金中的另类资产投资比例。在2010年-2014年,OECD国家第一支柱中有6个年化收益率在8%以上,包括加拿大魁北克退休金计划、加拿大养老金计划和瑞典的AR1-AR4,其中加拿大魁北克退休金计划对权益类资产和另类资产的配置近80%,加拿大养老金计划和瑞典的公共养老基金计划对权益类资产和另类资产的配置也超过60%。第二支柱中,新西兰的超级年金、澳大利亚的未来年金和挪威的政府养老基金最近5年年化收益率分别为14.8%、10.7%和9.7%。挪威对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超过50%,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均超过40%。截至2015年末,35个OECD国家或地区的补充养老基金规模达到24.8万亿美元,2010年-2015年年复合增长率为4.52%。

中国人民大学董克用表示,OECD国家中各国第一支柱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为22%,目标是为防范贫困而做的制度性安排。公共养老金通常具有法律强制性,政府责任占据主导或完全责任。第二支柱养老金在34个OECD国家中平均替代率为53%,有17个OECD国家的第二支柱积累型养老金是强制型或者准强制型,另外8个自愿型国家的覆盖率也超过40%。第三支柱是自愿性的储蓄型养老金,有19个OECD国家提供了税优政策。在多支柱养老金体系作用下,这些国家在养老金体系的公平性、充足性和可持续性方面都取得良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