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巴曙松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针对当前经济形势，货币和财政政策均有进一步发力空间，货币政策可以考虑更多将结构性政策工具作为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支持力度、创新发力的主要方向，财政政策可以优化专项债发行和使用;可以考虑推出更多直接导向民生的补贴政策;推进释放增长潜力、促进技术升级、稳定市场预期的改革政策。
诸多工具可动用
中国证券报：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宏观政策的工具箱里还有哪些储备工具可以推出?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谋划增量政策工具?
巴曙松：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疫情多点散发等因素影响，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有所强化。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前不久指出，我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有足够的空间和多样化的工具。的确，系统梳理当前的宏观调控手段，可以看到常规的宏观工具箱中仍有诸多工具可以动用。在外部经济动荡的冲击与内部疫情持续干扰下，供给和需求双方均受到不同程度抑制。不仅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面临微观企业缺乏扩张意愿、政策效果传导不畅的问题，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也由于开工受阻等而受到制约。
因此，短期来看，增量工具需在加码宽松和恢复生产供给上同步做文章，减少政策掣肘。长期来看，则要跳出既定常态下的宏观政策框架约束，着眼于修复疫情中影响较大的中低收入家庭现金流，着眼于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着眼于用经济转型的趋势来推动技术创新，强化市场主体的信心和预期。
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中国证券报：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进一步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
巴曙松：传统的宏观工具仍有相当的回旋空间，但其传导机制面临不同程度的“推绳”挑战。单纯就宏观工具箱本身而言，货币和财政政策均有进一步发力的空间。
货币政策方面，调降MLF利率，引导LPR下行以及适时降准等量价工具都可作为提振市场信心、降低融资成本的增量工具。就实际效果而言，由于当前的疫情扰动与外部市场冲击，企业中长期资本开支意愿回落，居民部门风险偏好下降，宽松的货币环境传导面临不畅的挑战，此时流动性往往更多堆积在金融体系内部。今年以来，中长期贷款增长低迷、票据融资高增、票据利率和DR007不断走低都从不同角度显示出信用扩张受阻的明确信号。4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9102亿元，比上年同期少9468亿元，主要拖累项是信贷，4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少增9224亿元。其中，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少增3953亿元，居民部门贷款净减少2170亿元，表明疫情的持续进一步打破了经济运行及信贷扩张的良性循环，货币政策的效果受到明显制约。
基于宏观政策传导面临的现实约束，2022年货币政策可以考虑更多将结构性政策工具作为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支持力度、创新发力的主要方向。除目前已经推出的科技创新、绿色、小微等结构性政策工具外，下一步还可以聚焦在大学生创业就业、能源粮食安全等领域推进再贷款再贴现。同时，落实金融纾困政策，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脆弱群体、小微企业等加大信贷资源倾斜，可考虑根据疫情的具体影响状况相应推进延迟还款和利息支付等。
优化专项债发行和使用
中国证券报：财政政策方面，如何优化政策工具?发力方向有哪些?
巴曙松：相比于货币政策，面对公共卫生危机，财政政策可作为的空间更大、传导也更加直接。仅从量的角度看，在既定的预算框架下，财政政策仍有不少可腾挪发挥的余地。在存量的财政政策方面，目前依然有条件加速留抵退税执行、专项债发行、特定机构利润上缴以及预算支出，各级财政盘活存量资产和特定机构加大利润上缴也可在既定的政策框架下推进。
在增量的财政政策方面，按照目前的专项债计划发行进度，上半年可以完成全年发行。下半年如果仍有资金压力，可优先考虑提前部分发行2023年专项债额度。根据2018年12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的授权，国务院可“在当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60%以内，提前下达下一年度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在此基础上，如仍有资金缺口，财政才需要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提高赤字率以及发行特别国债。2020年财政部出台《抗疫特别国债资金管理办法》，明确抗疫特别国债的资金用途、分配拨付、还本付息、预算编制等内容，当年也发行了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应当说是有充分的政策和实践准备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抗疫特别国债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但依然是可以转移给地方同时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保留在政府性基金预算)和抗疫相关支出(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因此，相比于专项债，特别国债的典型特点是中央政府加杠杆、用途更为灵活。在当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普遍放缓以及专项债用途受限的背景下，特别国债虽不“特别”(2020年已经发行)，量上也无明显优势(相比于专项债提前跨年发行可达到的规模)，但从实际效果来说要优于专项债。这也是为什么当前各方面对于抗疫特别国债的呼声较高的现实原因之一。
这也在财政政策层面指向了另一种在现有预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