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如何影响行为与制度是社会理论中持续讨论的话题,在新经济社会学家看来,经济行为是受社会关系所限定的。对于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一个被越来越多人所认识的现实情况是,市场经济行为中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内容,经济个体在交易行为中都可能会建立起深厚的社会网络关系,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完全按照市场交易规律和理性利益去选择交易对象。因此,在很多经济行为中都会有社会网络关系发挥作用,这些关系可以影响市场交易行为。

《社会与经济》是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马克·格兰诺维特第一次全面地阐述了有关社会与经济相互交织多种方式的观点。在本书中,格兰诺维特指出,经济并不是一个区隔于其他人类行为的领域。

对于经济行为的社会定位问题,新经济社会学家有自己独特的分析视角。格兰诺维特对于经济行为的社会定位的解释是人类存在非经济动机。他认为社会性、赞同、地位和权力是人类的中心动机,所有这些动机的实现都离不开社会关系网络,都离不开他人。

经济学与社会学学科区别的关键在于人性预设。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经济人,经济人是具有固定偏好、理性的、自私自利的人,也就是社会化不足的人。社会学的人性假设是社会人,社会人是存在于社会制度及文化中的人,他的行为取决于现实的社会规范与文化价值。因此,社会人实质上是价值理性化的人。

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行为深深地嵌入于社会关系中,并且与其他领域一样遭受着情感和观念的冲击,经受着诸如科技或法律等限制。尽管某些行为能够在传统经济学的意义上解释为“人们朝着良好界定的目的而理性地行事”;大部分人类行为难以适用于这一简单框架。行为者有时因对社会规范正当性的执着信念而遵循之,有时则是在无意识中就遵循了它们,人们还会在没有明显理由的情况下信任别人。不同个人之间针对彼此的权力运用,能对经济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哪怕是这种权力有着非经济性的来源。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强关系中的个体的特质大多数是一样的,彼此间会有利益冲突和竞争关系。因此,在真正要求获得有效信息和帮助时,这部分人往往更多是推脱和无关的态度;相反,弱关系中的个体往往会对利益不同的人产生更多的帮助,因为彼此间的利益冲突并不强烈,因此这部分关系,虽然平时联系并不熟络,但是反倒是愿意过来帮忙。

在很多情况下,尽管人们依赖于社会规范、文化、信任及权力来解决问题,但这些因素所提供的指导作用通常是模糊而复杂的。在本书中,格兰诺维特考察了问题解决者如何从多重原则中收集实用的解决方案以应对燃眉之急。他提出了灵活运用并综合这些视角的方法,格兰诺维特所持观点的底蕴是,超越诸如行动和结构这样简单的二元论框架,迈向更为复杂而微妙的分析,以欣赏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精微之处与活力之源。

经济学教科书有时会给人这样的一种印象:社会关系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这类判断在市场经济中已经消失,现在剩下的“只有价格”,但格兰诺维特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与之相反的观点。行为经济学已经“生产”并收集了关于人们认为“何种价格变化是合理的”的调查数据。

能够认识到“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社会性的”,似乎并不难,但这需要冲破既有范式的重重障碍,冲破现有“经济学一社会学”关系的认知模式。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理论并没有明确地为文化差异腾出作用空间,而是预测:只要是在一个允许市场可以不受阻碍地发挥作用的社会,只要给定这样的经济条件,就会有同样的结果。例如,在研究公司治理之类的经济实践时,人们就会看到这种观点。尽管一些分析人士预计,由于“路径依赖”,经验上能观察到的差异会持续存在;其他分析者则认为,这种差异将会消失,因为市场原则将收敛于一种最优的形式,这是文化差异所无法改变的。

经济行为是行动者中的组成单元,很难设想它能在独立的空间中发生运作,仅用经济人假设不足以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生活。事实上,信任、权力、规范和制度等内容与几乎所有经济活动都有牵连,而在没有考虑这些内容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什么主题可获得全面而令人满意的分析。

格兰诺维特在书中指出,好理论的目标就是以某些规律的形式(这里的规律即经济生活的主要影响因素相互作用,导致了特定的经济结果)发展出一般性的指导作用。当然,他并未低估富有想象力和精心设计的模型在解释经济生活方面的价值,因为通过这样做,看起来逻辑脉络非常清楚且能被详细地证明。但最终,我们对经济的理解需要结合经济和社会两种风格的研究方式,并懂得它们是如何相互激荡、相互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