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方机构的年终策略会面临尴尬局面。一方面，受疫情影响，线下活动规模大幅缩减，而线上参与人数激增，一派热闹景象;另一方面，年终策略会上却明显感受到买方和卖方之间供需错配。

背后的原因颇为复杂，主要是买方卖方的投研互动模式正在发生改变。买方随着自身投研能力的强化，高调引入卖方大咖的动作屡见不鲜，对卖方机构的要求水涨船高;卖方面对买方投研服务精细化的要求应对不足，年终策略会的窘境只是一个缩影。此外，基金与券商在诸如券结模式下的合作新生态，也呼唤买方卖方投研合作的新模式。

买卖双方都很难

一场年终策略会，会场中稀稀拉拉地坐着一些人。虽然台上嘉宾神采飞扬，台下听众却似乎意兴阑珊。即便到了茶歇环节，应邀而来的嘉宾多数匆匆离去，而有意愿跟投资者多做交流的上市公司人士同样发现，自己并无太多高质量交流的机会。这是近期一家中型券商机构召开的策略会情况。

这背后有疫情的因素，稀稀拉拉的听众便是因为防疫要求间隔而坐产生的视觉效果。而往年热火朝天的茶歇交流环节，也因为疫情缘故，不少人匆匆离去也就无法避免。

另外，被寄予厚望的线上模式，似乎也并未能完美承接年终策略会的“往日风光”。这场策略会虽然在线上吸引了很多投资者的观看和参与，但是深入的投研探讨难以在线上这样“半公开”的环境中顺利进行。直播间里，听众进进出出，热闹之余，却少有惊喜。

“难”是年终策略会组织方提到的高频词。就上面这场年终策略会来讲，组织方不可说不卖力，会前联系沟通就耗时耗力，而且因为疫情，情况多变，嘉宾担心多、主办方担心多，甚至连举办场地都提心吊胆。为了线上的热闹气氛，又是广开直播通道，广邀听众参与。因为是线上，具体情况更难掌控，听众来与不来，还需要会中紧密协调。

在听众一侧，其实也很难。“年终策略会，我现在一般都不参加。因为本质上它面向更广泛的群体，跟我的需求不匹配。”有基金经理直言。但是，在很多时候，参会又是盛情难却，不得不捧场喝彩。

所以不少基金经理和研究员想出变通的法子。例如，应付线下参会邀请，可以通过“防疫要求”这一借口推脱，且一般而言，邀请方也不会再多说什么。“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借口，那也就是派不需要承担太多日常事务的同事去参与和支持一下，有些时候，甚至会让中后台的同事帮忙。”一位基金经理表示。

对于线上邀请，基金经理和研究员更可以躲在看不见的“信号流”背后。基金经理丢给基金助理，研究员丢给投研部门实习生的情况屡见不鲜。即便是那些看似有买方投研大咖参加的策略会，“多数情况下也就是挂着、听着，作为自己工作时候的‘背景音乐’，很难真的听进去很多。”上述基金经理表示。

那么，既然双方都难，为什么年终策略会的形式还在延续?流量是其中的关键。“卖方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而且明显有产能过剩的趋势，我们需要不断向市场发出声音，才能在这众声喧哗的行业背景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另外，现在对于很多个人投资者，年终策略会的形式仍然是他们观察市场的重要方式，通过参会，他们还可以感受到券商机构的服务。”有券商机构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供需嬗变

在年终策略会这一买方卖方相处之道的表现形式背后，是近年来买方和卖方之间投研模式的嬗变，由此带来两者供需关系的变化。

在买方一侧，近年来自身在投研能力建设上“深挖洞、广积粮”的趋势明显。更有不少买方机构吸引了大批卖方大咖加盟。例如安信证券研究中心原副总经理冯福章加盟招商基金，出任该公司的研究总监;海通证券前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副所长姜超加盟中泰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联席首席投资官;原光大证券研究所所长胡雅丽加盟东方红资产管理，目前已经是公司联席总经理;原民生证券总裁助理、研究院院长，海通证券文化传媒及有色金属行业首席、TMT行业负责人、研究所执行所长钟奇，则加盟华宝基金，担任华宝基金创新研究发展中心总经理。

一时间，卖方转型买方的投研大佬如“过江之鲫”。而且他们的转身加盟也带来了买方机构在投研方面的深远变化，特别是对外部投研支持，他们显然具备火眼金睛，而且要求严格。

比如华宝基金对研究部门的战略性重新定位：在资产管理的大时代中，研究部门要服务于公司整体战略，也要与时俱进，既有提供多元化研究支持的能力，也有更为精细化和数据化的体制机制。钟奇在加盟后，更是对卖方资源的“他山之石”有了更高要求。钟奇认为，作为公募基金平台还需要善用外部研究资源。在华宝基金这样的公募基金平台上，拥有很丰富的外部研究支持资源，但是面对丰富的外部资源，研究员需要精挑细选、合理分配精力。

钟奇认为扎实的数据是挑选卖方资源的条件。“有详实数据支撑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研究和投资更有价值。研究切忌先有结论再找逻辑和数据，我们希望在详实数据基础上梳理出投资逻辑。研究需要尊重数据，投资的逻辑也需要在数据基础上得出。研究的扎实与否和获得数据、处理数据能力密不可分。”钟奇表示。

胡雅丽在加入东方红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