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中国跨境电商平台上的卖家晓林(化名)收到了来自美国的TRO禁令通知，称其上架产品侵害了某品牌的商标权。这已是过去不到一年时间里，她吃到的第二次“罚单”。

TRO禁令即临时性限制令(TemporaryRestrainingOrder)，主要在美国司法体系中使用。在大部分情况下，法院可以在没有事先通知被告的情况下，根据原告的申请迅速颁发TRO。一旦生效，被告的某些行为或资产就会受到限制或被冻结，直到法院进一步审理案件。

对晓林来说，吃到“罚单”的同时，对应账户的5万多美元余额也被迅速冻结。

面对禁令，中国卖家如果置之不理，就意味着放弃店铺和冻结的全部资金。如果应对，主要有应诉或和解两种方式。不管是聘请专业律师赴美国据理力争地应诉，还是直接选择和解，都需要一笔不菲的费用。对比来说，主动应诉不论胜败，对中国卖家而言都是费用更高、耗时更长的做法;而和解的代价加上中国律师的代理费用，大约是被冻结资金的一半，为此绝大多数中国卖家会选择后者，被迫息事宁人。

这让接连吃亏的晓林很郁闷。和同行聊起，线上一搜，她发现有类似遭遇的不在少数。甚至不乏卖家口中的“钓鱼执法”现象——有美国律所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以采购家的身份注册，然后广泛向中国卖家询价，索要图片和样品，或者直接小额下单，以收集其涉嫌侵权的证据。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越来越多转战跨境电商的中国中小微外贸企业，应该如何应对?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中企在知识产权保护上面临怎么样的挑战，又该如何才能走得更稳健?

吃“罚单”频次越来越高

考虑到应诉的成本，这类“罚单”对接收者来说，实质上并没有申辩的机会——一旦收到，不管侵权与否，损失都是必然的;损失最少的方式，便是尽快交钱和解了事。

在这种现实之下，近年来波及的中国企业数明显增加，吃到“罚单”的频次也越来越高。

晓林所在的公司是中部地区一家出口为主的包装制造商，她对第一财经表示，对比最近9个月内就收到了2次“罚单”，公司成立十多年，此前并未收到过TRO禁令。7月的这次被诉，他们面临的是最低2.8万美元左右的和解费。

北京一家运动鞋出口商也在去年底收到过TRO禁令，被告商标侵权，最终被冻结了中国跨境电商平台账户上余额共计4.4万美元。

“我做过律师，有能力自证清白，但这类案件要应诉必须找美国的律师，那前前后后的费用就很贵了。”这家出口企业的负责人夏笛告诉第一财经，为此，他们最后也选择了和解，向对方律所支付了2万多美元的和解费，“等于对方吃掉了我当时账上的一半回款”。

“最近我们也有客户收到了TRO的通知，正在协助他们处理。”汇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函正在为一家中国的跨境电商企业处理上述类似的案件。根据他的观察，这两年中国出口企业收到TRO禁令的确越来越多。激增的原因，和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以及全球经济波动的大背景有关，也和全球电商加速渗透，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涌入跨境电商行业加剧了竞争有关。另外，由于整体市场低迷内卷，越来越多的中国卖家选择品牌出海，在亚马逊、速卖通、阿里国际站、eBay等全球跨境电商平台上经营企业，引得越来越多的海外律所专门盯上了中国卖家，借此起诉中国卖家侵犯知识产权，导致销售和付款平台冻结卖家账户，再从中获取和解费。

可以吸取哪些经验

夏笛认为，起诉方“根本站不住脚”。

他解释说，对方起诉的是他们生产的一款帆布鞋，原告是匡威品牌。由于匡威在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申请了一个商标，“这个商标就是一个帆布鞋的线条图，按照现在的专利法根本申请不下来，但当年在美国申请下来了，到现在也没有被无效掉”。这也成为对方告其店铺商品侵权的理由，“侵害的商标就是帆布鞋的线条，但帆布鞋的这种线条长得基本都一样”。

“我们是有理说不清。”晓林所在的公司为近千家中外品牌提供包装定制化生产。包装并非产品实物本身，因此在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上也有其特殊性。为了展示他们在包装上可以实现的效果，他们会在B2B跨境电商平台上展示一部分之前为品牌方定制过的包装图片以作参考，并不直接售卖。如果有买家咨询，他们也会在询单中发送相关包装的样式作品，但这也成为了涉嫌侵权的证据，“侵权的和没侵权的都被打了，我们很难去澄清或对抗”。

“如果不展示之前做过的样品，我们几乎就无从展示。”晓林说，由于包装涉及的字样设计、颜色款式、材质等种种细节极为具体，在线上做全球生意的最直观展示，莫过于发送以往做过的包装样品，“如果把logo去掉，展示的意义也不大了”。

对晓林而言，这些定制化的包装中，有的并非直接从品牌方下单，而是通过中间的代理商下单。他们能做的是尽量对下单的企业做背景调查，并要求他们提供商标等相关授权书，“没有授权书也会要他们给提供证明，以保证不是给仿制品牌做包装”。

王函告诉第一财经，在美国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电商平台严格并严重偏向买家体验的规则下，中国的卖家很容易面临“侵权”风险。但由于美国的应诉成本高，“美国律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