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特朗普政府上任后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大西洋彼岸的欧洲盟友感到“手忙脚乱”。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欧盟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对自由贸易协定持怀疑态度，导致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停滞;他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也与欧盟积极推进绿色转型的议程背道而驰。

因此，对于今年美国大选的风吹草动，欧盟也正紧密关注着。

高盛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若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可能会给欧元区经济造成高达1500亿欧元的损失。高盛认为，特朗普在贸易政策上的激进立场会重新点燃不确定性，2018-2019年期间，美欧贸易摩擦导致欧元区工业生产减少2%，放在当前可能会使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1%。

与此同时，今年6月，五年一届的欧洲议会选举表现出了“向右倾斜”的趋势，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向右转”的欧洲会如何应对潜在的欧美政策摩擦风险?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欧洲目前正努力通过两个路径减少特朗普可能再度当选后对欧美关系的潜在重大影响。

“通过所谓的心理脱敏，欧洲实际上已经不断降低对于美国政治变动给欧洲产生的影响的敏感性。”崔洪建说，另一方面，欧盟也在想办法做工作应对。第一，通过与美国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形成“溢出效应”，限制特朗普可能对欧洲采取的极端经贸措施，并尝试通过共和党建制派对特朗普进行制约。

欧盟和美国都变了

第一财经：拜登政府时期欧美关系有所缓和，若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欧美关系是否会再次“降温”?

崔洪建：拜登政府刚上台时，欧洲方面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因难以接受特朗普的政策，所以希望拜登实现“去特朗普化”。当时，欧洲积极与美国讨论新的伙伴关系，包括建立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旨在消除特朗普时期的影响，并通过机制化交流平台避免未来的不确定性。

然而，美国2022年正式立法的《通胀削减法案》(IRA)使欧洲对美国政治变化有了更清醒认识。欧洲意识到，特朗普现象不仅与其个人和共和党内的反建制派有关，还反映了国际环境和美国政策思维的整体变化。

只不过，拜登政府相比特朗普时期的优势在于，前者愿意通过谈判与欧洲解决问题，而特朗普则倾向于通过行政命令直接处理欧美经贸问题。经历了拜登政府的四年，尤其是IRA对欧洲产业和绿色转型的冲击，欧洲人逐渐意识到，即使拜登的政策更好，效果也有限。换句话说，这四年一定程度上帮助欧洲进行了“脱敏”。

如果特朗普再次上台，欧洲在心理和政策应对层面，不会像2016年那样情绪化或焦虑不安。近来，欧洲已经在做一些准备工作。尽管欧盟内部尚无整体预案，但他们尝试通过延续TTC等机制化交流和谈判来限制特朗普可能采取的单边措施。

此外，欧洲希望通过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向美国传递信号，表明欧洲对美国的重要性，以换取美国在经贸领域的更大考虑，即对美形成“溢出效应”。欧洲还试图通过共和党建制派施加影响，希望即使特朗普上台也能受到建制派制约，至少让特朗普上台后，哪怕要采取单边措施，也不再像2016年那样不考虑欧美关系的整体性。

第一财经：欧盟政治格局也与2016年不可同日而语。随着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卸任，德国与法国在欧盟内部的分歧逐渐显著，欧洲似乎缺少了真正的“主心骨”。这种局面会对欧盟应对美国可能的贸易摩擦有什么影响?

崔洪建：如今的欧洲与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相比变化显著。彼时，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刚刚上台，但“法德轴心”相对稳固，在对美关系上仍有共识。现在情况则复杂得多。

刚刚过去的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马克龙所在中间派执政联盟席位减少，其内政基础被削弱，马克龙在所剩的三年任期中可能会将大量精力集中在内政上。德国将在明年举行大选，目前的脆弱三党联合政府预计将结束，可能会重新形成基民盟和社民党的大联盟模式，解决政治碎片化问题。

然而，新的执政组合能否再次形成法德合作的核心仍需观察。如果德国基民盟重新执政，将比默克尔时期更具右翼倾向。一个更右倾的德国与保持中间派形象的马克龙是否能合作是一个疑问。马克龙与基民盟领导人默茨的政治理念几乎处于两个时代，合作难度极大。欧洲能否形成统一的对美关系核心，现在看来较为困难。

另一方面，欧洲议会选举后，极右翼势力上升。在政治倾向上，这与特朗普有一定的一致性。事实上，特朗普与欧洲极右翼政府曾有过类似的政治口号和理念。例如，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被欧洲极右翼模仿为“让欧洲再次伟大”。

然而，在具体政策上，特朗普与欧洲极右翼政党的政策可能会出现摩擦。例如，特朗普可能对欧洲征税，而极右翼政党的主要诉求包括保护主义、减少移民和市场保护。这些政策目标可能导致双方在实际政策上出现冲突。

此外，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中曾利用安全问题对欧洲进行要挟，迫使欧洲在经贸等领域作出让步。现在，国际地缘政治局势更加复杂，不能排除特朗普再次上台后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