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

全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

当前形势下，中国作为投资热土的地位依然稳固。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6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6870家，同比增长14.2%。同时，美国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日前发布的2024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从去年的第七位跃升至第三位，在新兴市场专项排名中位居榜首。

近日，牛津经济研究院东北亚首席经济学家王蕊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在资本市场方面，从今年5月开始，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各大类资产的情绪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中国房地产、股市等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企稳，这帮助在中国投资债市或股市的投资人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信心。

而在实体投资方面，“对于中国作为制造业的中心以及中国劳动力市场资质，外资依然持正面看法。”王蕊强调。

全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强调坚定不移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国今年设定了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在“三驾马车”中，王蕊认为出口方面将会出现上行的“惊喜”。她称，“考虑到当前全球电子产业处于上行周期，并且AI需求旺盛，与电子相关的出口有望为中国整体的出口带来一定的上行空间。如果接下来中国出口的持续动能能够延续，那么在这方面，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上行的潜力。

外资仍看重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地位

《21世纪》：如今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外商、外资对于中国的看法有发生变化吗?

王蕊：外资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进行投资;另一种则是投资中国的实体经济，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外商直接投资。

在资本市场方面，从今年的5月开始，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各大类资产的情绪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我们看到中国股市等在一定程度上企稳，这将帮助在中国债市或股市的投资人恢复信心。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来说，因为它扎根于实体经济，关系到整个供应链的布局，所以这方面的整体情绪变化可能并不像资本市场的变化那么容易观测。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三年对外资在中国的投资产生了影响，但我了解到，对于中国作为制造业的中心以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资质，外资依然持正面看法，并不会因为一些负面因素就迅速离开中国。

另外，我们关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想要衡量中国和全球的关系，或者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我觉得除了关注外商到中国的直接投资，我们也更应该关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趋势，以及对应的中国对外投资的态势。

在这方面，我觉得也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趋势。特别是经历了疫情之后，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势头还是比较强的，特别是在亚洲区域。虽然与过去相比，区域和产业方面有一些不同，但我觉得从中国对外投资的整体变化可以看出，中国和国际市场的对接对中国整体的发展还是非常重要的。

《21世纪》：地缘政治因素可能会对中国的科创发展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在政策和企业层面，有哪些可能的应对方法?

王蕊：我们通过经济学模型模拟了不同情境，比如美国、欧盟对中国加征关税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根据我们最新发布的报告，在目前拜登当政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已宣布电动车、未来电池及科技产品的征税，以及欧盟也对中国加征关税，这些对中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考虑到特朗普当政会采用更加激进的政策，可能会对中国造成更大的影响。诚然，这些因素对中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总体是可控的。

在应对策略上，中国(之前)主要的反制措施基本上是对美国加征关税，即采用对等的措施，但是整体情况其实比较复杂。这一轮在应对策略上，中国政府和企业可能需要采取更有针对性和战略性的措施。例如，对美国出口至中国的关键产品加征关税，政府进一步降低政策利率，适度的货币贬值，以及为国内企业提供税收优惠，采用更多的产业扶持政策等，可能可以抵消地缘政治风险给中国企业所带来的经营压力，有利于中国企业和国内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21世纪》：在政治因素影响下，企业转向新兴市场是一种可行策略吗?

王蕊：目前来讲，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等新兴市场，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比较青睐的市场。新兴市场覆盖范围广泛，包括拉美、非洲、中东及亚洲，结合目前看到的数据和风险利益评估，对于中国企业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或消费市场而言，亚洲市场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其实我们也看到，相对于过往的全球化趋势，目前大国之间的摩擦和竞争，区域化的趋势会更加明显。与2015至2016年的对外投资热潮相比，那个时候很多的中国企业主要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投资。但是这一轮，从疫情中期到现在，我们看到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