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人口红利，形成了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正是由于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红利、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以及融入全球化的红利，中国经济实现了加速度的长足进步。经济发展、城市化发展、制造业进步，对劳动力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要求具有稳定的、经过严格训练的、高素质的熟练工人。

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城市，需要有稳定的户籍人口职工，而不能是每年大规模候鸟式返乡返城的农民工，由于农民工的候鸟式迁徙，工业企业每年总会有1/3左右需要重新培训的新工人。农民工现象是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而出现的一个阶段性的现象，长远来看，这种现象必然会通过农民工户籍制度的改革，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绕不开的农民工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统筹城乡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结构性问题，就是农民工问题。到2010年，全国已有2.4亿农民工在城乡间“钟摆式”流动，2020年的规模是2.8亿。这样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全世界都罕见，客观上造成了五种问题。

一是有失公平公正。农民到城里打工一二十年，年纪大了被企业解雇，还得回到农村种地。打工期间，子女在城里入学难，自身养老、医疗等社保缴得比城里人低，回农村时也带不走。农民工在城里干着最辛苦的活儿，成为新生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却受着不公平的待遇。

二是增加社会管理成本。仅“春运”探亲往返一项，每年客运量就有三四亿人次，其成本可想而知。

三是影响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按理说，农民工进城后，留在农村的人口减少，人均资源占有量应该增加，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实际上，由于农民工进城后无法转户，留在农村的耕地、林地等，只能攥在手里，甚至撂荒，留守农民的人均资源量提不上去，是很大的浪费。

四是制约人口红利的释放。欧美发达国家一般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才会出现“刘易斯拐点”，我国2013年城镇化率达到53.7%后，部分地区就出现了“用工荒”。这看上去是人口红利衰减了，其实根源在于农民工问题。

一般而言，城市职工工作到60岁才退休，而农民工年龄超过45岁，企业就不愿再雇用他了，这样农民工就损失了1/3的有效劳动年龄;再加上每年春节返乡过年，一来一去就用掉两三个月，又损失了1/6的劳动年龄，这样总计损失的劳动年龄就占到了1/2，导致我国的“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

这样的劳动损失，对生产力是很大的破坏。比如，为应对春节农民工返乡，企业或者选择提前备货，或者无奈放弃市场，年后复工又得培训新员工，这些都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

五是制约内需潜力的释放。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大约是农村居民的3倍，城镇人口比重的提高会极大地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增长。可2亿多农民工由于社会保障不到位，往往省吃俭用，不敢花钱，潜在消费需求释放不出来，影响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无论是算社会账还是算经济账，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都不能再拖了。2010年初，我们就做过一个摸底，发现重庆每年有800多万农民外出务工，大体一半去外地、一半在市内，如果通过改革打通城乡户籍转换的制度通道，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愿意落户城市，各方面的客观条件也是具备的。

恰好当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探索农民工及新生代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好农民工待遇问题。重庆市政府经过再三研究，认为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该按照中央精神加强在该领域的探索。于是，2010年8月，市政府正式出台方案，启动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

重庆户改的制度设计与成效

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绝不是简单地改写户口本，核心是解决同等市民待遇问题。这既不是对农民工的怜悯，也不是恩赐，而是农民工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换来的基本权益。以此为出发点，重庆在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政策设计中，确定了五项原则。

一是明确对象，以在城镇稳定就业并有固定住所为前提。这是改革的关键环节。重庆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注意把好进城落户的入口关，将转户主要对象限定为常年在城镇务工的成熟农民工。同时，分类确定落户条件，转入大城市必须有5年以上的务工经历，转入中小城市必须有3年以上的务工经历，确保农民工进城后有业可就，留得下来。

二是保障到位。农民工转户后必须一步到位地同等享受城市社会保障和福利，这是改革的核心。为此，我们提出，确保农民工转户进城后的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五件衣服”一步到位，跟城市居民完全一样。这样的转户，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三是自主处置农村权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林权作为用益物权都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农民工转户后是否退出，要充分尊重他们的意愿。制度设计上，重庆为他们提供了保留、流转、退出等多种选择方式和通道。

自愿保留土地的，可继续享有与土地相关的种粮直补、征地补偿等各项权益，以及与身份相关的计划生育、购房契税减免等优惠政策。自愿退出宅基地的，可通过土地交易所等平台产生公允合理的财产性收益。承包地则可通过流转、入股、抵押融资等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