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复苏仍具不确定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角色更加关键。
在日前举办的2024陆家嘴论坛专场活动——中欧国际金融圆桌研讨会暨中欧陆家嘴金融50人论坛夏季会议期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盛松成表示,“未来超长期特别国债将持续发行,降准是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在目前金融机构超储率较低的背景下,可以通过降准有效调节流动性。”近期,各大机构普遍认为,中国降息受到强美元、美联储降息预期推迟的制约,但降准的概率依旧存在。
去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盛松成认为,我国国债市场规模已居全球第三,流动性明显提高,央行通过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投放基础货币的条件逐渐成熟。但是这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比如操作频率、规模、央行持有国债的剩余到期时间,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买卖短期、中期还是长期国债,怎么操作,这些对我们都是新的课题,也需要一大批专业人才。”
今年财政实际支出力度比去年明显增强
盛松成认为,为了应对经济增速放缓,今年财政实际支出力度将比去年明显增强。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
盛松成表示,“报告提到的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我的理解主要讲的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预计未来较长时期,我国宏观调控将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予以配合。”
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
“所谓超长期特别国债指的是10年以上,20年、30年、50年都有。我们以前也发行过,但没有像这次一样连续几年发行。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明年发多少就看明年经济运行情况。”他称。
此外,根据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赤字、专项债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合计占8.96万亿元,超过去年的8.68万亿元。
“实际上还不止这个数。”盛松成表示,“去年10月24日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允许财政部发行1万亿元特别国债。这1万亿元特别国债到去年年底,实际上发了5000亿元,还有5000亿元没有发完。考虑这1万亿元特别国债主要会在今年使用,今年财政实际支出力度将比去年明显增强。”
今年5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8.4%,5月当月社会融资规模增加了2.06万亿元,而4月社融是负增长。之所以5月社融大幅回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债券发行。
5月当月,政府债券净融资达到1.2万亿元,占5月社融增量的59.2%,而5月政府债券净融资占1~5月的近一半,包括国债、地方债,说明政府债券发行明显加速。
降准是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
面对大量的政府债券发行,货币政策将在配合财政政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在货币政策工具箱中,盛松成认为目前最主要的就是降准。因为我国大部分国债和地方债都由商业银行购买,国债中70%左右由商业银行持有,地方债中82%左右由商业银行持有,央行通过降准来满足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需求。
“降准实际上将法定准备金变成超额准备金。本来是法定准备金,要求必须放在央行不能使用,但是降准以后,商业银行就能用了。降准将增加商业银行可自由使用的资金,从而更好地支持国债和地方债的发行。”
之所以可能降准,也是因为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超储率较低。
盛松成分析称,“中国超额准备金率高的时候接近8%,但今年一季度末只有1.5%。尽管降准的时点难以预测,但可以通过几个指标观察,其中之一就是超储率。当超储率较高的时候也没必要降准,说明商业银行资金充裕;当超储率较低时,说明商业银行资金比较紧张,这时候降准的概率就比较大。超储率越低,降准概率越大。”
中美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不同。美国国债持有者更加多元化。截至2022年末,美联储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的20.7%,海外投资者持有比例为29.7%,剩余由国内私人部门(居民、企业、各类金融机构)和政府持有。疫情以来,美联储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同时推动二级市场美债收益率下降,可使新发美债票面利率降低,减轻美债利息负担。
与美联储直接购买国债不同,近年来我国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主要以逆回购为主,并不断创新政策工具,如2013年初创设常备借贷便利(SLF)、2014年4月创设抵押补充贷款(PSL)、2014年9月创设中期借贷便利(MLF)等。金融机构需要向央行提供国债或其他高信用等级债券(如政策性金融债、地方政府债等)作为抵押品。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这类交易在资产方记为“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负债方记为“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
央行买卖国债将逐步成为货币政策的工具之一
早前,有关“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的观点,让市场对于中国会否开启量化宽松(QE)的讨论突然升温,这发生在经济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