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绿色行业一个突出的成就是形成了庞大的产业体量。2022年，中国光伏组件产能占全球的80%左右，新能源乘用车产量在全球的市场份额接近50%。

这表明，中国在供给端为全球绿色转型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国际上也带来保护主义压力。欧盟在过去一年里相继宣布针对中国的电动车和风电展开反补贴调查，最近美国财长耶伦也提到中国新能源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以及政府补贴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对此，应如何理解作为一种新质生产力的绿色产业，如何看待它给国际贸易带来的改变，是本文的主旨。

绿色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

的经济学特征

绿色产业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贡献，可以从两个视角进行理解。一是绿色能源作为新的生产要素，能源是生产要素之一，从化石能源转向绿色能源是生产要素的转换。二是绿色技术作为通用技术，属于制造业范畴，和科技创新紧密相关，可以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从市场资源配置角度看，化石能源和绿色能源存在差异。化石能源是初始的资源禀赋，具有规模不经济的特征。具体而言，开采油矿、煤矿往往从成本较低的地方开始，随着挖得更深、更远，成本逐步提高，因而呈现典型的规模不经济特征。相反的，绿色能源属于制造业，而制造业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规模经济，即产量越高、单位成本越低。例如，由于IT、采购、推销、人力等固定成本的存在，年产100万辆车的单位成本低于同等条件下年产10万辆车的单位成本。绿色能源与化石能源这一根本性的差异对全球经济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深远的影响：

首先，规模经济效应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当今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规模经济得以实现。农业时代，以马克思所讲的级差地租为例，人们先耕种肥力好的土地，再耕种边缘的土地，边际产出下降，呈现规模收益递减，即规模不经济。从结果来看，规模经济效应是人类实现社会进步、生活水平提升的根本载体之一，绿色能源具备这一特征，绿色能源和绿色产业发展对全球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升有重要促进作用。

其次，从化石能源转向绿色能源改变市场竞争格局，在促进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产业结构变化和利益的调整。采矿业与土地相关，天然地带有垄断属性，可竞争性不足。譬如石油输出国组织与伙伴国(OPEC+)由二十多个会员国组成，通过控制石油产量影响价格，是一个典型的卡特尔组织。而制造业，比如汽车、光伏组件和风电设备等可竞争性强，竞争促进效率提升。

第三，从市场竞争配置资源的角度，绿色转型需要克服两个外部性。化石能源具有负外部性，使用能源的收益是个体的，但排放带来的损害由整个社会甚至全球承担。相应的，这使得个体缺乏足够动力来降低化石能源的使用，因而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预，比如碳市场、碳税等碳定价制度设计。

另一边，绿色能源具有正外部性，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和风险由个体承担，而收益由全社会享受。因此，个体投入之和往往低于社会理想水平，同样需要政府干预，例如为创新提供补贴。而在创新技术商业化的初期，公共政策干预带来利益的调整，进一步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重要影响，这意味着绿色转型是一项系统性的事业，不仅影响生产力，也影响生产关系。

理解绿色转型的经济学逻辑

绿色能源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已经做出了切实的贡献。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中国光伏、陆上风电的平准化度电成本已低于燃煤标杆电价，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更便宜、清洁的能源要素。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看，绿色转型与研发创新紧密相连。对比中国新能源设备制造和化石能源开采的A股上市公司，无论是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还是专利申请数量，前者都明显高于后者，显示新能源行业更有能力贡献创新动能。

其次，针对如何分析绿色转型中存在的两类外部性，2021年中金公司研究部和中金研究院出版的《碳中和经济学》一书提出了绿色溢价的分析框架。绿色溢价是清洁能源成本与化石能源成本之差。将绿色溢价降到负值，让清洁能源成本低于化石能源成本，才能促使经济主体进行转换，促进绿色转型。

针对碳排放的负外部性与创新的正外部性，政府可以采用两类公共政策。在需求侧，通过碳定价、碳税来降低化石能源的需求。而在供给侧，通过财政补贴以及制度设计来促进市场主体的投入，以支持绿色能源技术创新和绿色产业发展。

过去二三十年中，欧盟主要在需求侧发力，因此其碳市场发展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已经做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中国则主要在供给侧提供创新补贴、新能源和电动车的税收减免政策，包括一些行政性的强制配储能等支持绿色产业。相较而言，美国相对处于欧盟和中国二者中间。但近两三年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欧盟和美国在向中国看齐，相继推出扶持绿色能源的产业政策，例如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等。

就结果而言，需求侧和供给侧的两条政策路径存在显著差别。从碳价格来看，中国的碳价格相对欧盟在过去十几年呈下降趋势，表明碳价格在中国发挥的作用小于欧盟。但如果对比欧盟和中国的新能源装机量，2013年中国大约只有欧盟的60%，而在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