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多年，中国“她经济”相关领域消费经历了比其他品类更高趋势增长。

今年一季度，我们在疫情后首次观察到，（去除基数影响后）的名义零售额的增长重新回到高于名义GDP的水平上，其中，女性更为青睐的消费品类明显增长更快。清明和五一的消费数据也显示，体验式消费的趋势增长更高，而其中有更强女性主导痕迹的新消费名词——如“新中式”、“摘花”、“悦己”消费等等。我们的分析表明，女性消费者更为活跃的现象是由过去20年女性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相对提升作为支撑的。而且，目前女性收入和消费倾向的变化趋势显示，“她经济”相关板块可能仍将在中长期享受较高的趋势增长。随着中国女性消费群体日趋壮大、成熟，更多消费品类有望受益。

虽然信息传播方式和消费渠道变化有边际影响，最终消费需求由两个主要变量决定：消费能力（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倾向。在中国，这两项指标均在女性群体中提升更快。全球均存在类似趋势，但在中国这一变化更为显著：

收入层面，中国女性总收入和人均收入的趋势增速可能均快于男性。2016年后，高收入女性、以及女性企业高管的比例也开始快速上升。过去5年间，中国女性收入年化增长达到4%-7%，高于同期男性收入1.7%-6%的增速，男女收入差距从约30%快速收窄到15%-25%，主要受益于以下趋势：

1)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较快。2010-2022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1个百分点至70.9%，且男女劳动参与率的剪刀差明显收窄3.7个百分点。

2)中国女性受教育水平上升更快。从目前录取大学生人数预判（2022年已经上升到63%为女性），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可能在约10年后从此前“追赶”男性，到超越男性。中国本专科在校生女性占比从1990年的33%上行至50%以上，而男女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已经从1990年的1.8年（23%）收窄到2005年的0.8年、到去年的0.3年（3%）。

3)中国女性婚育年龄推迟，参考海外国家经验，缩小了男女的职场收入差距。中国女性初婚/生育年龄从2010年的24/27.5岁推迟至2020年的28/29岁。海外经验表明，晚婚等与女性相对收入水平正相关。

回顾中国女性人群在高等教育、劳动参与率、职业发展中的相对趋势，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在1980年代左右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对女性教育资源以及其他社会资源带来的“均等化”影响，以及其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时间线”——2000年左右大学生中女性比例开始明显提升；而在2010年左右，随着具有一定工作经验后的职场女性逐步进入公司中高层后，高收入女性占比开始升高，而2016后，女性在企业管理层中的占比加速上升——2016-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新增董事中女性占比较此前5年的12%翻倍至24%。

中国女性的消费倾向的相对提升速度也可能相对更快：①首先，女性的绝对收入水平仍然低于男性，而较低收入人均的消费倾向往往偏高。尤其是职场女性，其工作社交场景相关的消费更多；②晚婚等趋势下，女性可用于自身消费的可支配收入占比也逐渐上升；③家庭新增地产投资下降，也从另一个层面释放了一定的消费潜力，而女性此前对地产投资的偏好更高；④中国直播和社交媒体的繁荣亦搭建了女性消费者全域打通的交流空间，产品方案与需求的增长相辅相成，推动新消费业态的快速发展、迭代。

风险提示：消费不及预期，男女收入差再次扩大，海外经验适用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