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结论

二元制政体与被动性经济政策构成了伊朗社会的特点。“二元制”是伊朗权力体系的核心，即由宗教与世俗两套权力机关构成，呈现宗教政治与民主政治二元相结合的特点，统治者承接天赋教权行使世俗治理权力。“被动性”体现在多个历史阶段的伊朗经济政策呈现为对外部环境的反映：从巴列维君主制时期的“全盘西化”，到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时代的激进“伊斯兰化”，再到后霍梅尼时代的有限自由化，以及近几年哈梅内伊提出的“抵抗型经济”，都是伴随外部环境变化、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产物。

伊朗社会对西方存在固有敌意，革命后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强调固守宗教生活方式，导致经济改革与市场化进展缓慢。保守势力更在后期通过增强半国营基金会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垄断国家绝大部分经济活动，外资相关产业因美国经济制裁与伊朗政府对经济活动管控而发展缓慢。受制于地租经济基础，伊朗高度依赖石油贸易、制成品进口维持经济运行，美国针对伊朗经济结构特点发起石油禁运、金融制裁、资产冻结等措施试图破坏伊朗经济，实现瓦解伊斯兰政权的目的。2005-2013年内贾德执政期间伊朗进行铀浓缩活动，美国推动联合国发起多项对伊制裁，造成伊朗石油出口量断崖式下滑，2013年鲁哈尼继任时伊朗通货膨胀高企（CPI同比增长率高达36.6%），连续两年GDP出现负增长（2012年-3.75%，2013年-1.52%）。在此环境下，2014年2月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宣布伊朗建立“抵抗型经济”的政策总纲领，以应对美国为打压伊朗发起的经济战为核心，提升伊朗国内对外部制裁的抗压能力。

抵抗型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增强本国独立性与抗压性，对抗美国及其他国家颠覆伊朗政权的企图。明确了伊朗经济的双重动力：石油等初级产品出口与加强国内的进口替代，并推动伊朗向大力振兴国内制造业为主、出口导向型经济为辅的方向转型。

要求政府支持非石油的出口导向型产业，重点发展非油经济，促进国内相关企业生产、竞争与国际市场开发。伊朗的核心优势制造业是石化加工业，是伊朗对外出口的关键部分，其他的优势产业包括汽车制造、钢铁、矿业、食品加工与纺服，也是抵抗型经济政策重点发展的板块，旨在通过振兴工业实现摆脱通胀与增加就业的双重目标。

经济方面伊朗也同步探索突破美国制裁的途径，试图构建“抵抗型”区域经济集团稳定国内经济生态与货币价值，其中最重要的伙伴是意识形态相契合的大国俄罗斯。伊拉克与土耳其是伊朗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两大伙伴，土耳其横跨亚欧的地理位置与平衡外交战术使其成为伊朗在中东地区为数不多可以择时合作的国家。另外，叙利亚是伊朗商品输出的重要消费市场，扶持叙利亚重建政权不仅有效保持伊朗的区域影响力，巩固“抵抗之弧”的合作纽带，更有机会以外需带动伊朗本土工业体系建设与复兴。伊朗于2023年加入金砖国家机制，成为金砖扩员的首批成员，金砖国家合作体现跨区域国家的资源互补，特别是资源型国家与制造业输出国间的积极互动，正在商榷中的本币结算体系与互惠贸易政策将助力伊朗经济实现转型。

风险提示

伊朗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预期仍有较大差距。

2024年美国大选已经拉开帷幕，选情进展将影响伊朗恢复经济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