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一片晴空万里，人们以为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个夏日。然而，早上8时16分美国扔下一颗名叫“小男孩”的原子弹，彻底改变了历史。巨大的蘑菇云升起，数万人瞬间灰飞烟灭，成千上万人双目失明。6千多度的高温把一切都化为灰烬，放射雨使一些人在以后20年中缓慢地走向死亡。三天后，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胖子”，人间又是一片火海。
8月15日，日本天皇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在美国成为举国上下的英雄。巨大的成功和荣誉，却令他的心情异常复杂。时隔两个多月，他走进总统杜鲁门的办公室说：“我觉得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总统十分不悦，回答说：“你以为日本人会记住谁造了原子弹?他们只会记住是谁投了。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是我。”
这是历史上，原子弹之父与杜鲁门总统的唯一一次会面。从此，杜鲁门再也不愿意见到这个“蠢货”。在总统看来，科学家只不过负责制造武器，要不要使用武器、什么时候使用、如何使用，那都是政治家和军人们的事，要说“双手沾满鲜血”，那也轮不到奥本海默。
科技到底是“还世界以和平”的天使，还是“以万物为刍狗”的魔鬼?都是，也都不是。科技本身是中性的，是一种能力和工具。科技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取决于我们的初心和立场，取决于我们怎么使用这个工具。那么，科技在财富管理行业，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01
科技之美
经济学中有一个很经典的宏观经济学模型“索罗增长模型”，公式是Y=A*F(K,L)，说明社会总产出是由科技(A)、资本(K)、劳动力(L)三个要素共同决定的，其中A就是科技，它起到重要的乘数效应。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中，对于科技扮演的角色，邓小平用了一句话作出了精准概括：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在财富管理领域，科技也是重要的生产力。当今金融科技发展很快，科技贯穿到了财富管理的全生命周期，为营销、服务、投资、运营等环节全面赋能。
营销上，科技可以帮助财富管理机构广泛获客。以货基为例，作为高流动性的现金替代品，需支持客户每天的申赎、资金划款，对计算机技术要求较高。虽然早在2003年我国就出现了第一支货币基金“华安现金富利”，但货币基金真正为人所知却要等到2013年，余额宝借着支付宝app横空出世。随着线上支付的普及，余额宝也成为国民级产品走入寻常百姓家，目前客户数量约7.5亿。并且，财富管理机构可以借助大数据的力量，基于客户画像，对客户进行精准营销，从而大大提高获客效率。
服务上，科技的发展大大提升了财富管理机构对客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以投顾的发展为例，受制于技术原因，美国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投顾服务基本为面对面的人工服务，收费高达年化1%以上，服务门槛高达50万美元以上，成本高昂，仅适合高净值客户，小额投资者则无缘享受。直到2010年左右，以Betterment、Wealthfront等为先驱的在线投顾平台诞生，利用计算机网络降低渠道成本，运用量化模型降低了人工成本，从而大大降低传统投顾的服务门槛和收费水平，将本来专属于高净值客户的投顾服务普惠到大众客群。
投资上，科技提高了投研、决策、交易、管理等各个环节的智能化水平，提升了效率和精确度。量化投资基金的兴起，智能投顾的方兴未艾，无不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以量化投资为例，美国自1969年推出第一支量化基金以来，目前规模达到约3.3万亿美元。据中信证券测算，我国的量化基金也从无到有，发展到目前接近2万亿的体量。
中后台管理方面，技术进步同样功不可没。一些机构建立了围绕业务全生命周期的运营系统，提升各个环节的运维效率，降低人力成本，并利用系统强化风险管理，对资产异动和投资组合进行实时监测预警，防范可疑交易，优化风险处置流程等。
可见，科技的力量已经渗透到财富管理的方方面面。如果没有科技，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不可能成为今天这样一个百万亿级的行业。
02
科技之殇
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易，财富管理是一种特殊的交易。财富管理行业链条长，对于交易标的，买卖双方存在巨大的专业差和信息差，而卖方有碾压性的优势。
在互联网没有得到普及的年代，财富管理机构如要作恶，其负面影响相对可控。但在互联网的威力下，这种“恶”会触达海量的、金融知识匮乏的普通投资者，其传染性和危害性被急剧放大。
普通投资者都喜欢购买历史收益率高的产品。有的财富管理机构利用这一人性弱点，按照短期收益的高低进行产品排名，吸引投资者。甚至与一些基金公司合作，孵化专门收割韭菜的新产品，以确保在任何时候，都有高收益债基展示在货架上吸引投资者购买。投资者购入后往往收益回归均值、收益不达预期。另外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杠杆、长久期、信用下沉，一旦市场出现风吹草动，投资者将承担较大亏损。
一个朋友问木爷：“我在A平台上买货币基金，我买的时候展示收益都挺高的，但是我买了以后，为啥拿不到那么高的收益呢?”
这是因为A平台按照货基的最新七日年化收益率进行展示排序。为了迎合这种排序机制，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