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2023年实现了5.2%的实际GDP增速，2024年仍将面临内、外部的逆风，“两会”期间宣布的2024年全年GDP目标为5%左右，这一目标将如何实现引发关注。“虽然中国经济面临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2024年5%的增长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他一直主张2024年GDP增速目标应设定为5%或略高一些。
不过，在他看来，如果不能在2024年一举扭转中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持续下跌的趋势，由于信心问题、“磁滞效应”和人口老龄化等长期因素和慢变量的累积作用，以及外部冲击导致通胀上升，机会窗口就有可能关闭。
宏观经济层面，净出口、投资、消费是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其中货币、财政政策的助力非常关键。余永定认为，中国CPI通胀率接近零、PPI长期负增长，这足以说明，在宏观层面中国还有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较大空间。
GDP增长的主动力
受益于2022年的低基数以及疫情后的报复性反弹，2023年最终消费超常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2.5%。不难推断，2024年消费增速应该有一定下降，可假定最终消费在2024年为5%与GDP增速保持同步。
就出口而言，由于国际经济组织普遍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的增长形势弱于2023年，中国的出口形势或有所恶化。
“2023年我们的贸易顺差对GDP增长的贡献是-0.6个百分点。为简单计，我们可以假设2024年贸易顺差的增速是零。”余永定称。由于最终消费在GDP的占比已经明显高于资本形成在GDP的占比，2024年消费增速是决定GDP增速的一个关键因素。2024年如果最终消费增速下降到5%，2024年资本形成的增速就需有更大幅度的提高，以抵消最终消费增速下降对GDP增速的拖累。
投资增速仍是关键
问题是，在2024年如何才能使资本形成达到必要的增速以抵消最终消费增速下降对GDP增速的不利影响?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问题，我们用固定资本投资数据分析资本形成和其各构成部分的增长状况。”余永定称，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其中包含的三部分分别是：基建投资增长5.9%，制造业投资增长6.5%，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9.6%。自200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降，由2009年的30.1%下降到2023年的3%，如果投资增速不断下降，在其他因素不变条件下，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难以避免的趋势，对此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固定资产各个构成部分应维持多高的增速，才能使资本形成的增速足以抵消消费增速下降对GDP增长的不利影响?统计局宣布202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0万亿元，但并没有公布2023年底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或资本形成)中的占比，余永定表示，根据粗略的推算，2023年底固定资产投资中三大构成部分制造业(含其他投资)、房地产业、基建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分别为50.5%，20.4%，29.1%。
就2023年的情况来看，同2022年相比，制造业的占比上升，房地产占比下降(房地产投资在2023年为负增长)，基建投资占比有所上升，但是上升的幅度小于制造业。“在固定资产投资或资本形成中，政府能够直接影响的投资就是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基本是由市场决定的，房地产投资也基本如此。但基建投资由于其作为公共产品的特质，可充当政策工具，可被用来弥补总需求不足、影响经济增速。因而，在制造业投资增速可能会有所下降，房地产增速继续负增长的情况下，基建投资增速成为决定2024年中国资本形成增速的关键因素。”
简言之，余永定认为，2024年是否能实现5%的增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2024年最终消费的增速，如最终消费增速下降较多，2024年资本形成增速就需有明显提高以抵消最终消费增速下降对GDP增速的拖累。而资本形成增速是否能有明显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基建是否能够有明显提高。
财政扩张仍有空间
为了支持基建投资，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则尤为关键。
“我们能不能找到可以高效高质完成的项目是应该研究的问题。”余永定认为，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可投资的项目，通过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支持基建投资就很难落实。高铁、高速公路等项目可能已经饱和，但在海绵城市，绿色能源，大飞机，医疗养老等领域增加投资的余地还是相当巨大的。
此外，鉴于美国的“小院高墙政策”、环境保护、老龄化和“少子化”以及全球传染病等问题，“基建”早已超越了“铁公机”的范畴，甚至已经超越了“新基建”的范畴。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产业链重塑和产业体系调整等方面，都需要政府投资的贡献。由于此类投资的商业回报低、风险大，没有政府的参与，很难指望私人资本会贸然在这些领域进行投资。在他看来，我们应该非常系统地思考到底应该抓哪些项目，而不是分蛋糕各个部门一块，那是低效率的。
“如果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增发国债、支持基建投资，并辅之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通过降息等措施以支持国债发放，在增加工资性收入同时增加财产性收入，2024年中国实现5%的增速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许多非宏观因素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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