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银发经济发展，不能仅仅被看作一项旨在提振宏观经济的短期措施。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和快速老龄化时代这一事实，使得银发经济成为未来的主流产业领域。

根据联合国预测数据，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老龄化率)不仅持续提高，在2030年后将在已达到的基础上明显加速，到2040年之后速度虽然略为平缓，但是提高的势头仍将继续到2055年。即使到本世纪末，中国的老龄化率仍将比2022年的水平高7个百分点。

可见，对中国来说，银发经济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百年大计。因此，从更广的范围上研究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特别是探讨银发经济发展问题，应该成为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一个主流领域。本文把促进银发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既必要又紧迫的产业政策问题，对其实施的着眼点和发力点做初步的讨论。

填补经济增长缺口的产业抓手

一个具有共性的经济发展现象是，在即将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口上，很多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增长减速的挑战。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或中速增长，直至增长速度“回归到均值”，可以说是发展阶段变化的一种必然后果。但是，能否实现发展方式的适时转变和增长动能的恰当转换，决定了增长减速的幅度是否处在合理的范围内。

对于中国来说，人口发展新常态，特别是作为最主要表现的人口总量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以及老龄化进入加速时期和更深度水平，使经济增长面临三个潜在的缺口。

首先，劳动年龄人口的更快速减少，导致传统增长动能的持续减弱。这特别表现为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的步调减慢、资本回报率下降等支撑增长的源泉趋于衰减。

随着人口红利加快消失产生这个增长动能缺口，固然是发展阶段变化的自然结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政策上可以无所作为。国际经验表明，如果不能同步、等量地以新动能替代传统动能，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将会超出合理的范围。对中国来说，低于预期的GDP增长率目标，就难以保证在2035年如期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其次，在传统要素投入不再能够作为主要增长动能，因而越来越需要生产率提高来支撑合意增长速度的同时，生产率的传统源泉即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也趋于式微。

在人口红利支撑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创造出资源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重新配置效率，成为符合那个时代特征的生产率源泉。随着待转移的劳动力逐渐减少，这种生产率提高空间也趋于收缩。如果不能及时开启新的生产率源泉，以致生产率提高的效应不足以抵消要素投入贡献率的降低，也同样会导致潜在增长率的过快和过度下降。

最后，在比较优势和资本回报率下降分别削弱出口和投资需求，因而越来越需要居民消费在社会总需求中发挥决定性支撑作用的同时，人口数量减少和老龄化带来诸多抑制社会消费能力和意愿的效应。

如果居民消费潜力不能得到及时和充分的挖掘，也就意味着消费不胜任需求的主要拉动力，不能为需求“三驾马车”的再平衡做出贡献的话，就可能出现一种不利的局面，即社会总需求不足以支撑供给侧增长能力的充分利用，导致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缺口。这同样意味着中国经济无法实现合理且合意的增长速度。

在上述三个经济增长缺口中，前两个表现在供给侧，最后一个表现在需求侧。银发经济的发展可以从供需两侧，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提供全面填补这几个增长缺口的产业方案。

一方面，正如任何具有成长性的新兴产业一样，银发经济应该且能够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中，当仁不让地居于引领性的地位。这是因为，因应传统要素动能和传统生产率源泉式微的挑战，必然要求立足创新发展，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增长动能转换。

另一方面，通过带动一系列行业增长点，银发经济可以创造出新的、更可持续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中国之所以具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一个规模庞大且多样化的人口，以及由此创造出的丰富需求和巨大的国内循环空间。年龄结构是人口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老龄化及其引致的消费和投资需求，都必须引导到进一步扩大内需的轨道上来。

市场机制和产业政策结合的典型领域

无论是供给侧的增长动能转换和创新驱动，还是需求侧的新消费增长点创造，对于银发经济发展来说，都需要借助于市场机制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调节供求关系，以及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银发经济发展如同任何产业的发展一样，只有在行业的有进有退、市场主体的有生有死，以及产品和服务价格即时调节市场供求、要素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稀缺性的竞争性市场上经风历雨，才能保持整体效率和竞争力不断提升，进而实现长期可持续成长。

与此同时，银发经济发展也需要产业政策的重点扶持。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这种体现共性的一般规律，在中国体现得尤为突出：

首先，无论作为劳动力还是消费者，人口作为每一个具体个人的总和，既是发展的手段更是发展的目的。因此，银发经济在创造私人收益的同时也创造社会效益。其次，人口与发展的关系，既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