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人们就会忍不住想从经济学的锦囊里寻找一些妙计。比如，谈到供需结构性改革时，总也离不开亚当·斯密;说起创新创业，忍不住就要想起奥派大师熊彼得。如果你已经读过了各种“简史”“通识课”，了解各学派的主要观点，现在想搞清楚经济学是如何走到今天的，《企鹅经济学史：从古希腊到21世纪初的经济思想史》这本书能满足你。

本书讲述了从古希腊到当代，跨越了近三千年的经济学思想史。这本书并不关注工业革命、大企业的崛起或大萧条等经济现象，而是关注人类是如何认识及分析经济世界的。

本书作者罗杰·E.巴克豪斯，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学系的荣誉退休教授，国家学术院院士，著有《萨缪尔森传：现代经济学奠基者的一生》《现代经济分析史》等多本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著作。本书的底层观点是，经济思想在古代早已经存在，但即使到了本世纪，经济学仍在处理古人在讨论的问题：经济学应该做什么。

经济学与经济学家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作者认为，至少在近代以前，从事经济学活动的人士还不是一群被称为“经济学家”的专家，对经济思想作出贡献的人士包括神学家、律师、哲学家、商人和政府官员。这也是促进经济学与历史、政治、社会、宗教、科学等周边学科及思想史相互依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学科之间的界限在过去并不存在。

早在3000多年前，荷马史诗与赫西俄德(古希腊诗人)的诗歌里，已经开始谈论财富分配与资源稀缺问题。真正让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从名分上有源可溯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经济论》。色诺芬在这本书里讨论了地产管理与劳动分工。

古希腊哲学对西方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济思想就是这宏大文化的一部分。柏拉图通过抽象的推理，论证了宇宙的存在;亚里士多德重视具体事实，主张通过归纳法来找到普遍原理。这两种思维方式仍然困扰现代经济学者。

中世纪的经济思想，开始探索货币的本质，分析商品的价值。经院派的学说，更偏好讨论道德，为了辩论利息的正当性，抛出了利润、损失与机会成本等概念。

从16世纪开始，现代世界观出现了。科学思想界的两个重要人物，培根和笛卡尔主张科学家不应该依赖对世界的主观判断，而应该依赖测量与实验。伴随着文化与宗教的转变，欧洲民族国家与重商主义同步崛起，经济实力几乎等同于国家实力。通胀与长期的国家财政问题，让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不再争论逐利是否正当，而是试图研究它。

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学者们，在对社会与历史的研究中，得出这样一种观点：社会进步经历了几个历史阶段，从原始社会到农耕社会，再到交换经济社会，经济、政治与法律密切相关。

亚当·斯密就来自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苏格兰家庭。当他还在世的时候，最有名的作品是《道德情操论》，而不是成为经济学奠基之作的《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关注的焦点是道德判断的依据与标准，这就是《国富论》的背景。

对于此后的经济学家来说，《国富论》是那个时代最高的经济思想成就。当然，亚当·斯密的理论成就要极大归功于他的前辈和同时代人：劳动价值理论的要素可以追溯到经院哲学家;劳动分工这个词，在色诺芬时代就被广泛理解;资本与自发秩序的概念也可以在前人的作品中找到。尽管如此，亚当·斯密却比任何前人都聚焦于经济增长的过程，其思想理论涵盖了经济史与政策建议，这决定了后来的经济学家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来解读它。

作者认为，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政治经济学由《国富论》确立的框架主导，渐渐从道德哲学中独立出来，它获得了更“科学”的特性，更多人可以在不提及神性的前提下研究社会现象。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马尔萨斯是个关键人物。

马尔萨斯是一名英国牧师。他在《人口原理》这本书里，提出私有财产绝不是社会危机的源头，人口增长超过资源增加才是问题关键所在。马尔萨斯在世时，马尔萨斯主义已经是一个贬义词，指的是一种唯物主义、精神贫乏的态度，它也被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而“经济学家”这个词被用来指代对政治有明确态度并且铁石心肠的人。

尽管《国富论》对经济增长前景乐观，但是它对当时欧洲社会面临的战争、贫困等问题并没有提供什么指导。为了应对这些问题，马尔萨斯重新定位了政治经济学，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李嘉图经济学就是对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经济状况的一种解释与回应。在《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这本书里，他构建了一套有三个支柱的体系：亚当·斯密对于资本积累与增长关系的观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及级差地租理论。李嘉图希望使政治经济学像欧几里得的几何一样严谨。

数学化与再度数学化

作者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经济学和许多其他学科一样，变得专业化。与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的时代不同，经济学逐渐由全职学者来主导。他们把研究成果发表在专业期刊上。这个时期的知识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

1833年，科学家这个词被创造出来，科学与哲学的鸿沟越来越深。经济学家声称，经济学本质上是数学的，因为它处理数量。一名叫瓦尔拉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