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中国经济呈现总体回升向好态势。但当前的发展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利因素增多，国内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叠加。2024年中国经济将如何开局起步?将面临哪些难点与机遇?
近期，国内多家机构与高校院所对2024年经济形势进行了集中预测，普遍认为中国GDP增速将在2024年保持在5%左右，实际运行强度明显高于2023年。但需求不足的问题依然严重，房地产、地方债以及国际环境动荡带来的隐形风险也不可忽视。
对此，相关专家和机构建议，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必须及时朝着“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方向进行调整，将前期积极的宏观政策高效落地，稳定企业、居民对于消费和投资的信心，同时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未来更长期的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2024年经济将呈先缓后升态势1月8日，以“2024中国经济展望”为主题的第46届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发布的年度分析报告认为，2010至2019年GDP增速已经呈单调减速趋势，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速下滑形成原因不能简单归咎于房地产、地方债、民营企业等因素。若剔除2022年低基数影响，2023年实际增长率约为4.5%，为实现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年均4.59%)，必须重振增长，逆转过去多年来GDP增速单调下降趋势。
中国科学院1月9日发布的《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分析与政策建议》分析，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较2022年有所加快，但第2季度和第3季度在2022年基数很低情况下(上期增速分别为0.4%和3.9%)同比增速未达预期。预计2023年第4季度增速为5.9%，2023年全年增速5.4%左右，比2022年提高2.4个百分点，经济恢复进程总体呈现波浪式和曲折式前进的特点。
进入2024年，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都面临着不小的阻力。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1月8日发布的《202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3年的2.7%放缓至2024年的2.4%，低于疫情前3%的增长率。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在2024年增长率则可能降至4.7%。政府已经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稳定和刺激增长，降低政策利率和抵押贷款利率，并增加用新债券融资的公共部门投资。
国内机构的预测则相对乐观，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认为，2024年中国有望摆脱经济单调下滑趋势，增速达到5%左右，实际运行强度明显高于2023年，房地产市场回归市场化，年末有望稳定。
中国科学院预测，在基准情景下，预计2024年中国经济平稳运行，增长水平将基本恢复至正常水平。鉴于中国目前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和外部环境的影响，2024年中国的GDP增长速度预计将达到约5.3%，全年经济表现将稳步向好，呈现出先缓后升的趋势。
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2024年仍然是一个下行风险较大的一年，高房价和地方政府债务不容忽视，这些问题的根源与土地供应有关。房价高的主要原因是土地供应对价格缺乏弹性，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房价涨得快的时候增加土地供应，以此来控制房价。另外，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仍是需求不足，需要利用融资平台创造投资。消费不足时，即使回报率不高，也应有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应充分利用融资平台和房地产的商业模式，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提醒，过去一年中，“新三样”(电动车、动力电池、光伏)领域的价格大幅下跌，反映出可能存在过度投资的问题，也面临着不少的贸易摩擦风险。接下来一年里，政府部门在对外沟通方面的工作也极为重要，在疫情后的国际环境下，外国投资者既想进入中国投资，又担心中国的相关政策限制影响其收益，有关部门需要做好相关营商环境优化工作，打消外国投资者顾虑。
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并重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看来，中国经济当下的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疫情以及地方债、房地产、民营经济等表面问题，亟需解决的根本问题在于，近些年来一直强调社会治理规范有序，客观上对于经济发展有强力收缩性作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必须及时调整加以对冲，从防过热转向防过冷。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轮主要导因于预期转弱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高培勇认为，因预期转弱而不能或者不敢如以往那般消费和投资，从而需求趋向于收缩，供给遭遇了冲击。换言之，当下经济恢复进程中我们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集中体现在信心和预期上。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与以往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老三稳”相比，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稳预期”替代了“稳物价”，并将其置于“三稳”之首。
高培勇表示，稳预期是“三稳”当中的基础和关键。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不宜过多依赖三措并举，而应把稳预期作为重头戏。只有居民和企业的信心增强了，预期稳定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的矛盾和问题才可随之减轻，源自需求和供给两侧的矛盾和问题才可随之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