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改革迎来三十周年，全球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对财税改革提出新的要求。

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从短期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解决当前财政紧平衡、土地财政何去何从、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等问题;从中长期看，财税体制改革要建立现代财税制度，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重要的是要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充分调动企业家、地方政府积极性作出应有的财税贡献。

新一轮改革面临新的形势

一是全球经济下行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原因，逆全球化和脱钩断链等将对中国经济造成较大冲击。“十四五”期间的全球经济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债务”的三低一高模式转变为“低增长、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全球经济面临人口老龄化、贫富分化加剧和贸易摩擦的压制，对中国的出口需求产生较大冲击;脱钩断链等导致中国可能面临供给冲击，引发供应链的不稳定。

二是国内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增速将继续下台阶，税收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增速都将下行，财政收入高增速时代已远去。2022年我国人口见顶回落，将从需求端、供给端共同导致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同时，人口见顶回落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由人口总量增加的增量需求退却，房地产市场下行拐点到来，影响房地产相关税收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金融。尤其是部分人口流出的区域，将面临经济增长乏力和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将实现五大转变：从先富转向共富，从效率转向公平，从速度转向安全，从侧重资本到保护劳动，从房地产繁荣走向科技强国。这种发展逻辑的转变对经济增长、税基结构和支出结构都将产生重大变化。

三是政策间的合成谬误对企业经营的冲击，迫使减税降费持续维持在较大规模，导致宏观税负持续下降，财政汲取能力下降，而减税降费作用边际递减，若支出不能同步削减则推升债务规模。当市场主体遭遇内外部冲击，市场呼唤减税降费，甚至出现了“舆论倒逼，政策被动响应”式的减税降费，这不利于税制运行的稳定，也不利于宏观税负的稳定。企业面临的劳动力成本和能源、电力等垄断性成本上升对冲了减税降费带来的成本下降。这就是非财政政策冲击导致财政政策陷入“减税降费陷阱”。

四是人口老龄化冲击社保并产生财政压力。这种冲击在“十四五”期间伴随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加将更加显著。

五是人口流动对财政体制产生冲击。人口流动导致社保等公共服务提供必须从基于静态和户籍人口转向基于动态和以常住人口为主要依据，与之对应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转移支付制度、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六是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占比提高冲击工业经济时代的财税体制，对税收征管和财力均衡产生挑战。一方面，数字经济等新的经济形态对传统征管产生新的挑战，部分经济活动可能游离在征管之外;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尤其是平台经济的高度集中性，导致税源的分布更加不均衡，这对于区域税收和经济均衡发展产生新的挑战。

七是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越来越高，对市场主体的冲击越来越大，政府与市场边界划分清晰的难度加大，经济社会风险财政化趋势日益明显，增加政府潜在支出责任，不利于财政可持续性。统筹发展和安全对财政提出更高要求。财政既要支持产业链安全、突破“卡脖子”领域，又要维持财政可持续性、化解债务风险，确保财政自身的安全。财政政策力度必须为以后的不确定性预留空间，确保财政可持续性。

八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统一大市场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对财政的统筹和服务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要求财税体制作出进一步改革。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与实现的目标

1.1994年分税制改革解决的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实施以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一是集中了中央财力，有力地提高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

二是建立了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有效地降低了区域财力差距，助力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是配套的税收制度改革等理顺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维护了统一大市场，避免了区域分割;

四是初步理顺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稳定了中央和地方的预期，从形形色色的包干制进入到稳定的中央地方关系阶段。

2.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继续解决的问题

一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和边界不清，导致政府兜底责任不断扩张，容易产生有限财力与无限支出责任间的矛盾，即财政困难，更不利于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

二是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地方政府承担过多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中央支出占比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在“中央决策、地方执行”制度体系下地方政府债务持续攀升。国防安全、大江大河治理、收入分配等领域还部分地存在事权和支出责任下移的情况。部分省份如北京地域范围内政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