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2024年经济工作，提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12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中提出，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其中强调了运用法治方式和手段、规范制度和标准、加大相关领域人才培养等要求来实现内外贸协同发展，支持内外贸“走出去、引进来”稳企扩业。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涉外法制建设进行第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长远所需，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涉外法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全面依法治国，事关我国对外开放和外交工作大局。可见，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对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性，需以系统观念为指导，将涉外法治建设纳入新安全格局的整体建设之中，以此为基础来巩固和促进新发展格局下外贸外资的健康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亟须形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经济规则制定话语权，对此，需要充分理解涉外法治背后的文化与历史际会，发掘大国之间、企业之间不同的的利益诉求，在尊重不同国际主体的利益诉求、重视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基础上，寻找与我国价值与利益契合的切入点，求同存异。

为此，需充分认识到涉外法治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联动性强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在外经贸领域，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要在纷繁复杂的对外经贸活动中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进涉外关系特别是对外经贸关系的法治化，提高我国在涉外领域尤其是外经贸领域参与规则讨论和制定的话语权和领导力，在规则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凸显我国国家正当利益和民族发展诉求。具体来讲，需将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准确、系统贯彻和落实到涉外法治建设领域。

涉外法治各层面的挑战

然而，在实践中，伴随国内国外环境变化，我国涉外法治工作仍然存在薄弱环节，各个层面均面临复杂挑战。

在立法层面，我国涉外执法、司法活动仍缺乏完善的法律依据。一方面，在对外投资和贸易等领域的规则不够完善，存在立法空白地带和立法层级和效力较低的问题，部分立法条文可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我国已加入了为数不少的多边条约，缔结超万计的双边条约，而对如何将数量庞大的国际法进行转化、推动其适用，仍存在许多争议、挑战。譬如，一些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笼统，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健全。特别是在反干涉、反外国制裁、反单边制裁和反长臂管辖方面，我国涉外法律制度还有短板，需要不断完善和加强。

在执法层面，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部分霸权国家的过度扩张出现“长臂管辖”与单边制裁行为越发频繁，同时，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反垄断审查、金融监管、知识产权纠纷、数据跨境流通等情况的日益增多，对我国涉外执法的合作能力与执法效能提出挑战。

在司法层面，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早已对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适用作出了相关规定，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加之自贸区和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一带一路”等区域经贸合作的建立，中美两国贸易关系以及同周边国家关系等一系列情况不断变化与发展，涉外司法审判工作逐渐拓展到涉外刑事审判和涉外行政审判领域。

在守法层面，由于涉外法律体系庞杂、牵涉环节众多，部分涉外企业了解涉外法律程度不够，同时缺乏合规意识，知识产权保护观念淡漠，法律风险意识和抵御能力较弱，涉外企业对高质量的法律服务需求十分强烈。

除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面临的挑战，我国目前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也存在短板和弱项，高校与实务部门间的涉外法律人才的协同培育机制还有待进一步优化，司法、执法部门中能够从事涉外案件的工作人员数量较少，无法适应涉外案件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的要求。

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

针对以上问题，需要秉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理念，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一方面，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积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牢牢掌握对外开放主动权，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优化安全格局，拓展发展空间。既在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不断提升我国的贡献度和影响力，又在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事务治理中提升我国的话语权，并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助力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

首先，需要从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四个层面构建完善的涉外法治体系。

在立法上，需要围绕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建立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