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米莱(JavierMilei)以10个百分点的得票率优势，击败中左翼执政联盟竞选对手，当选阿根廷新一任总统，预计阿根廷将由此开启一场高度自由放任的经济实验;也正由于米莱经济政策主张在一般观念里的“极端”，无论其成败得失，都将为人类社会经济管理提供有价值的经验教训。抛开米莱关于对外关系的言论不谈，单就其国内经济政策主张而言，被众多舆论称为“奇葩”的米莱很多经济政策主张实在不能算是前所未有，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关键在于在阿根廷现实条件下的可行性如何，像美元化、大幅减税和压缩福利支出等，都是如此。

而且，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以及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上升，我们看待一些经济问题的视角需要与时俱进，而且这种与时俱进往往是回归历史常态。

社会福利“画饼”需要回归脚踏实地

首先看米莱的大幅减税和压缩福利支出主张。

无疑，在近代工业化社会中，自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率先开启近代社会福利制度以来，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福利体系大发展以来，近现代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在相当大程度上缓解了从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到许多后发发展中国家旧有的社会矛盾，使得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众多国家社会得以保持大局稳定，而不至于爆发颠覆性的社会革命。

同时，由于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显著扩大了有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从而在相当长时期内，较为有效地化解了生产无限扩张而人民群众消费能力不足的矛盾。同时，本质上是一种转移支付的社会福利开支具有“内在稳定器”作用：经济繁荣时期，失业和低收入者减少，社会福利开支自动缩减，抑制了政府开支增长和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的势头。经济萧条之际，失业和低收入者增多，社会福利开支自动扩张，从而维持社会一定的消费水平，避免失业率过度上升而加剧经济波动烈度。从二战结束直至次贷危机爆发，再到近年的新冠疫情冲击，数十年间西方国家经济周期运行的总体特点是危机萧条烈度减轻而景气时期延长，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功不可没。

尽管如此，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也不例外。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高强度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都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甚至埋下了潜在的社会动荡祸根。

在微观层次，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首要问题是造成了“动力真空”问题。对于中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缓解、消除了所谓“饥饿纪律”这个驱使人们提高工作效率的最大动力的压迫，而新的动力又未产生，劳动纪律懈怠、工作积极性衰减的现象随之蔓延。在经历了饥馑、颠覆性大危机和战乱艰难岁月而刚开始大规模社会福利制度的那一代人身上，此种问题表现得还不是十分明显，那么，到“丰裕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全面取代老一代人之后，这个问题就日益显著且难以收拾了。

不仅如此，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只能、也必然建立在高税收之上，即使对工作动力已经超越了“饥饿纪律”压迫层次的劳动者而言，高所得税这一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副产品也沉重打击了他们可贵的工作积极性，而且在实践中制造和不断加重了背离“按劳分配”原则的不合理个人、区域转移支付，从西方国家到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形。

早在上世纪50年代西欧实行“福利国家”初期，所得税率之高就已经使得很多原来乐意加班加点工作的人感到自己的额外辛苦不过是在白干，加班的动力大大衰减，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济评论》等刊物上就已经出现了关于这方面问题的调查研究。到后来，事情甚至发展到了失业者收入往往比工作者还多的地步，因为就业后的收入要纳税，而失业救济金和补贴所得无需纳税。所有这些，都在激励个人、机构、地区不是把精力集中于自我奋斗，提高能力和效率，创造和获得更多财富，而是巧立名目从财政支出、转移支付中分肥索取更大份额。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至现在，西方国家这种现象始终存在，且日益加剧，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步其后尘。

尤为突出的是，对于前沿新兴产业发展而言，这种打击加班动力的影响常常会是致命的。因为前沿新兴产业的突出特点是技术更新迭代迅速，固定资产相应加速折旧，进而导致在市场竞争中胜者全得;因此，这类产业的一家企业如果不能形成相应的加班文化，其被市场竞争淘汰的概率比成熟产业高得多，也迅速得多。而且，也正由于是前沿新兴产业，企业难以指望通过贸易壁垒阻隔来自国外的竞争，为自己创造一个可以不用加班的“舒适区”。在IT产业发展中，欧洲与中美相比为何掉队，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福利制度的初衷是增加低收入阶层所得，但正由于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上述内在缺陷走向极端化，让我们看到了主张大幅度减税和压缩社会福利支出的米莱在低收入劳动者阶层中赢得了广泛支持。这一阶层的许多人或许不懂高深的经济理论，但他们能够直观感受到，这一政策能够让他们多劳多得，而不是收入大量被形形色色税收扣减;能够让他们发挥卖力气干活的比较优势，而不是受困于巧言令色和关系人脉劣势而在财政支出、转移支付分配中落在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