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是经济运行当中重要的经济政策，在各国经济调控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大流行，各国债务率普遍升至历史新高，经济理论也进入新的探索阶段。目前国内对债务观点有一定分歧，对财政政策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所起作用观点各有不同，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财政政策乘数的测算结果也均不同。

郭庆旺(2004)测算的中国财政乘数为1.49-1.75之间;王国静和田国强(2014)构建DSGE模型测算的政府消费乘数为0.8，政府投资乘数为6.1;IMF(2017)采用传统估计模型来估算中国的信贷和财政乘数，结果显示2001-2008年间财政乘数均值为0.75，到2010-2015年提升至1.4，提升幅度接近一倍;陈登科和陈诗一(2017)基于金融摩擦和“超低利率”视觉，发现两者均可提升财政乘数，最高可以达到3.44。陈诗一和陈登科两人(2019)又利用SVAR模型重新测算了中国财政乘数，结果显示在1995-2013年间的经济繁荣期和低迷期分别为0.37和0.85，均小于1，与前文差距较大;张开和龚六堂(2018)同样构建DSGE模型来研究不同汇率制度下政府消费和投资的乘数效应，发现无论是消费性支出还是投资性支出，贸易部门的短期乘数都是0.8左右，长期乘数会下降，非贸易部门远远小于贸易部门;王志刚(2021)测算结果显示在2002-2017年间只有0.58-0.67。

在凯恩斯理论中，财政支出乘数被定义为每单位财政支出对GDP产生的拉动作用大小，IS模型推导得到的标准公式为1/(1-MPC),其中MPC为边际消费倾向。由于边际消费倾向一般都是小于1的，因此财政支出乘数一般都是大于1的。比如西方国家的财政乘数一般都大于1。

1995-2021年间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平均值为0.625，该时间段内财政支出乘数理论值为2.67，但各学者测算结果均低于这一理论值，并且相互之间差距较大。有的学者测算结果大于1，有的小于1。为了更好研究中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本文试图通过多个模型测算财政乘数的大小及其变化规律。

1IS-LM模型测算财政乘数

我们基于IS-LM模型测算中国1995-2022年的财政支出乘数、转移支出乘数、税收乘数和货币扩大倍数(为了区别基础货币乘数的概念，本文用货币扩大倍数来表示M1对GDP的影响大小)。首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四部门经首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四部门经济IS模型可以由如下方程组推导出：

可推导出商品市场均衡时：

而在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下，货币供给等于流动性需求，则LM模型可以由如下方程组推导得出：

可推导出货币市场均衡条件为：

联立(1),(2)式可以得到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同时均衡的国民收入表达式，如式(3)。

上述各式中所涉及的符号含义如图表3.

鉴于国内利率市场的不完善，为了更好的体现市场利率的变动，货币利率和投资利率均采用两阶段利率替代。货币利率中，1995-2007年用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年平均值计算，2008-2022年用3个月SHIBOR年平均值替代;投资利率中，1995年-2007年用1-3年中长期贷款利率年平均值计算，2008-2022年用一般贷款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计算。所有利率为真实利率，均经过GDP平减指数调整。

在IS-LM的基础上，分别用Y对G、Tr、T、Y求偏导就可以得到财政支出、转移支出、税收的乘数和私人投资乘数，用Y对M/P求偏导就可以得到货币扩大倍数。

从乘数方程式可以看出，分析财政政策效果关键是要看各参数的大小，我们基于IS-LM方程建立简单回归模型求解各系数大小。其中由于2022年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未公布，我们采用1995-2021年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和最终消费来测算得出的边际消费倾向作为b0(参照《中国居民消费函数》)，为0.625。其余参数可以通过进口方程、投资方程和税收方程回归求解得到，数据来源于统计局，取1995年GDP平减指数为1，并对每个经济数据进行价格调整。各方程回归结果如下，括号内为t统计量：

以上方程拟合优度均在85%以上，表示进口、投资和税收方程拟合程度较高。根据参数估计的结果，我们计算得出各乘数结果如下表。

可以看出，我国的财政支出乘数是明显大于1的，而且该数值在发达国家中也处于较高水平，与美国相差不大。同样这一水平是基于1995-2021年的居民消费倾向平均值测算的(2022年的住户可支配收入未公布)，实际上如我们在《中国居民消费函数》发现，居民消费倾向呈现出较大的变化，如此我们可以得到每一年的财政乘数和货币扩大倍数。图(1)显示，财政支出乘数和货币扩大倍数变动方向基本一致，且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呈高度正相关关系。这从四部门政府支出乘数的决定方程可以看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越高，乘数效应就越大。

我们测算1995-2022年财政支出乘数为1.67，表明积极财政政策效果显著。但仍然小于理论值2.67，说明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在《中国的“李嘉图等价”是否成立》的观点。假设政府增发1000亿国债用于财政支出，对GDP的直接影响可能会达到2670亿，但由于挤出1000亿，GDP可能相应净增加1670亿，扣除政府支出的1000亿，只剩下670亿。我们以平均财政乘数1.67作为2022年财政乘数，假设2022年政府支出增加1万亿，GDP大约会增加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