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经贸摩擦、疫情、地缘政治冲突、极端气候等风险和黑天鹅事件影响，全球经济格局进入新的动荡和重构期。面对“脱钩断链”的严峻挑战，供应链、产业链自主安全可控成为绕不开的话题。

10月30日，博鳌经安论坛第二届大会在长沙开幕。在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主持的“重构产业链背景下的挑战和机遇”圆桌论坛上，与会嘉宾着重讨论了全球产业链重构将为世界经济带来哪些变化、亚洲地区的企业将会遇到哪些机遇，又该如何应对挑战。

重构中的产业链：在安全和效率间摆动

杨宇东首先发问道：“从过往几次全球产业链大变迁和重构中，我们获得了哪些有价值的经验和结论?推古验今，当前我们正面对新一轮的产业链变迁和重构，其特点是什么?又会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变化和趋势?”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占中用“关心”和“揪心”二词回应了这个问题。

他提出，第一次世界性的产业链变迁和重构出现在一战前后。彼时美国制造业崛起，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链以美国为中心集聚，这助推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第二次大产业链调整则是自二战期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产业链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多为消费品和电子工业，日本、韩国和部分南美国家因此受益。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第三次产业链变迁开始，适逢我国改革开放，大量的产业链往向中国集聚。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全球产业链大幅向中国转移，集聚速度不断加快。这一次产业链调整不同于以往，既涵盖重化工业也涵盖消费品，这助力中国成为产业链门类最齐全的国家。

史占中认同杨宇东对新一轮产业转移重点在高端制造业的观点。“这一轮产业链转移有点逆全球化，前面几位作的主旨报告都谈到了这个问题。逆全球化以后，经济效益让位于政治利益。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这轮产业链转移中，欧美国家强行把一些高端制造业回流。”史占中称，从他们自身经济效益讲，也是不合算的。经济效益让位于政治利益，政治在主导经济秩序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背经济规律的。这影响着全球化产业链布局的经济效益，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强化自己的产业链安全成为关注的重中之重。

逆全球化趋势下：投资决策有所调整

产业链重构的核心背景是逆全球化，宏观层面定量和趋势不再一直向好，并且可能不会再如以往般“V字型”快速反弹。经济从高增长滑往中低增长，投资活动受外部因素影响或将随之收缩。

站在投资机构的立场、从微观视角出发，复星集团全球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陈芸芸表示，近来接触的企业确实有受产业链重构趋势影响而面临较多挑战。他们也在跟企业沟通争取内需和出海两手抓，内循环还有很大空间，出海也要提前做好布局。

宁波辰海星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董事长陈尘称，低投资的趋势不仅发生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还发生在很多企业的投资决策环节。周期性行业的企业在经济发展偏缓时会放缓投资从而释放现金流，从而在二级市场给投资人较好的现金层面回报。

陈尘认为，拐点已然出现，过往投资决策的主要前提发生变化，面对逆全球化带来的低投资趋势，一级市场以及部分二级市场的投资人需要主动做一些调整来应对挑战。

在陈芸芸看来，伴随着产业链的一次次重构，科技创新能力得以激发，参与国通过科技创新不断触及产业链、价值链更高阶的生态位。新一轮产业链重构正在发生，这对中国企业和产业链而言不失为一种机遇。

杨宇东表示，中国从最大受益者变为受较大冲击的一方，无论是一级市场、二级市场，还是整个国家的投资，都将随之发生很多深刻变化。此前第一财经发布报告《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中国企业身处逆全球化大潮中，或主动或被动，都已作出了许多应对之策。

中国企业：以掌握技术优势应对挑战

作为一家主攻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上市公司董事长，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肖旭凯对产业链重构带来的影响深有感触。他表示，产业链重构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伴随着核心竞争力的增强，大飞机、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等领域在产业链调整中获得较大发展，这给了数控刀具厂家机会以切入高端产业链。

协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助理副总裁宋昊也表示，尽管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遭受挑战，但光伏产业链越打越强，主要原因是解决了原材料和技术在外的问题。中国可控的光伏涉及的产能已超过90%，海外企业如果没有一些国家政策方面的保护，其实是完全没有还手之力的。

宋昊表示，协鑫的产品实现了全球化，但生产制造并没有完全全球化。如今协鑫也基于掌握了底层技术这一核心竞争力的前提下，在其他国家尝试全球制造的可能性。

杨宇东认同肖旭凯和宋昊的观点。他表示，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能源两大行业的代表企业给出的解决方案和路径，恰恰印证了技术和创新是把握机遇、应对挑战的关键因素。

史占中认为，对于中低端配套产业链的外流，不必紧张。未来我国应培育更多链主企业，把核心技术留在中国，从而在全球产业链竞争中握紧主导权。此外，数字化和绿色化是大势所趋，就绿色经济而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