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进入
高速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
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进入恢复回升轨道，但二季度后需求不振、预期不稳问题突出，当前可能是全年增速低点。我们研究团队预测，三季度同比增速应在4%以上;全年应在5%以上，基本符合政府年初预期目标。即便如此，由于去年增速只有3%，两年平均4%左右，低于疫情后前两年平均5.1%的水平，也低于学术界通常认为的潜在增长率5%-5.5%。
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基本背景，是我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到中速或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过去十年，高速增长期的主要驱动力量是基建、房地产、出口，在经济下行时抓一下还管用;但本次房地产持续负增长，基建投资亦难持续，出口也是下行态势。目前面临的问题是老办法不行了，稳增长的新办法是什么?现在似乎仍处在迷茫状态。
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的判断十分重要。近期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状况比较相似。日本经济增长在90年代后由中速转为低速，增长率仅在2%上下，此后又出现经济增速为1%甚至零增长、负增长。其原因被解释为“资产负债表衰退”——也就是说，日本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破裂后，企业资产大幅缩水，负债率过高，企业收入用以还债，不再用于投资，从而导致经济衰退。
尽管从表象上看，中国的情况和日本当时的情况有些相似。但总体而言，我国现阶段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差别很大，不能混为一谈：
第一，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已进入低速增长阶段，而我国经济目前还处在5%左右的中速增长阶段，还可能有5-10年的中速增长潜能。
第二，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人均GDP处在发达国家前列，一度超过美国。而我国目前人均GDP刚超过1.2万美元。以现价美元计算，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还有两倍的增长空间;与美国人均GDP7万美元相比，差距更大。
第三，日本上世纪90年代以后陷入低速增长，主要原因是结构性潜能下降，缺少新增长点。即使资产负债表不出问题，投资和经济也很难增长。“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现象值得讨论，但它只是一种表象，是缺少新增长点的结果，不能倒果为因。
挖掘现阶段我国经济的
两大新增长潜能
我国经济要走出目前压力较大、充满挑战性的局面，关键还是要挖掘新增长潜能。当然，前提是我们还有这种潜能可挖。我认为现阶段我国经济有两大新增长潜能：
第一，横向需求空间。简单地说，就是缩小中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在终端需求结构(包括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上的差距，使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逐步接近中高收入群体。
我们经常说，中国有4亿中等收入消费群体，有着巨大的市场，但我觉得9亿中低收入阶层更值得关注。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还有5亿人口没有用上马桶、10亿人口没有坐过飞机。把这些需求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挖掘出来，在现有的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水平上，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能。
第二，纵向升级动能。这是指提升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拓展经济的上行空间，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现有产业的价值链升级;二是新技术推动的新产业或“未来产业”的生成与发展。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将会为纵向升级全面赋能。
扩大横向需求空间，重点在需求侧，对稳住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既有产业意义重大。培育纵向升级动能，重点在供给侧，助推新产业、特别是“未来产业”的形成和壮大。用政策性语言来讲，前者重在稳增长，后者重在促转型、上台阶。
启动短期稳增长、中长期增强发展动能的
新一轮结构性改革
我们的挑战在于，如何挖掘这些新增长潜能?这涉及到宏观政策能否进一步宽松的讨论。近一段时间，M2保持11%左右的增速，而实际GDP增速低于5%(名义GDP增速6%左右)，利率水平也处在近年的低点，货币政策不可谓不宽松。随着人民币与美元利率倒挂幅度扩大，货币政策继续放宽的空间已经很小。另一方面，近些年财政减税让利力度相当大，各级财政已经绷得很紧。仅有的发债空间，如果导向不对，也可能是加剧而非缓解经济转型困难。
首先必须要搞清楚宏观政策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宏观政策主要起短期稳定平衡作用，增长动力主要来自结构性潜能。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宏观政策，那一定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低速增长阶段，中国现在还未到此阶段，还有结构性潜能。如果把稳增长注意力继续置于宏观政策上，副作用将会加大，更重要的是将会再次错失结构性改革的时机。需要澄清的一种观点是，并不仅是宏观政策可以短期见效，具有扩张效应的结构性改革同样可有立竿见影之效。
我认为应该启动短期稳增长、中长期增强发展动能的新一轮结构性改革，包括以进城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生产要素双向顺畅流动为重点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以稳定房地产等既有支柱产业、激发企业家精神助推未来先导产业发展为重点的供给端结构性改革;以扩大有效需求、转换资产负债模式、化解防控风险为重点的资产负债端改革。
需求侧改革方面，重点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三个平等”，即“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