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是西方认知战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通过公开或隐蔽的渠道向非政府组织、智库、媒体等机构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持，对他国社会认知进行渗透、改造、操纵，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搜集、分析各种信息，对他国情报进行监控、破译，必要时甚至直接操纵国际金融市场、汇率、信贷、债务等

已经被多方证实其生活方式并不环保的“环保少女”，是发达国家推出的一个认知战符号，用以影响全球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

西方智库、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等机构作为认知战工具不仅负责提供所谓“专业性”和“权威性”背书，推动特定议题的传播，还负责人员联络、发展内应、提供资金支持

认知战形态的确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它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及其组织数十年来影响大众心智、瓦解对手思想的长期实践的一次质变。

早在冷战时期，认知战的概念就开始显现，当时美国及其盟友致力于使用传统媒体、通过心理操纵来影响敌对国家的公众舆论。冷战结束后，随着互联网的崛起，信息传播变得更加迅速和广泛，美西方开始认识到在数字时代影响目标对象认知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并大力发展认知作战的平台、渠道、手段和技术。

2010年代后期，以美国空军参谋长大卫·古德芬正式提出认知战概念为标志，西方国家开始将认知战作为一个全面战略概念进行探讨和规划。进入2020年代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认知战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强调在认知领域获得优势，力求通过技术创新、意识形态竞争、信息操纵等维护其霸权地位。

指挥、实施与支撑

在认知战实践中，西方国家已建立起一整套组织架构、协调机制和作战流程，按其分工可大体分为指挥体系、实施体系、支撑体系等。

其中，指挥体系由政府、军队、智库等机构组成，负责制定认知战的目标、策略和计划，并进行监督和评估;实施体系主要由媒体、网络、非政府组织等机构执行具体行动，并进行调整和优化;支撑体系主要由学术、法律、金融等机构组成，负责提供所需的信息资源、法律依据、资金支持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操作中，有些机构会兼具指挥、实施或支撑功能。

具体来讲，主要参与机构分工如下：

政府机构：在西方国家，认知战的战略规划和指导通常由政府机构来负责。这些机构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外交部等政府部门，它们制定认知战的整体战略方向，协调各部门间的合作，确保信息战的一致性和协同性。

情报机构：负责搜集、分析和评估目标国家的信息，以制定有针对性的认知战策略。这些机构还负责对敌情进行研判，以预测目标国家的行动和意图。

军事部门：信息战和网络战的主角，尤其注重通过军事技术进行信息搜集、传播、干扰和攻击，以实现战略目标。

媒体和宣传机构：在认知战中扮演着桥梁角色，它们向受众发布指挥体系选定的信息和观点，影响国内外舆论，以形成认知战的多方合力。

私营部门和智库：主要负责提供战略性建议和研究成果，帮助政府部门更好地理解对手的认知和意图，制定更精准的认知战策略。私营部门还能参与技术研发，为认知战提供技术支持。

国际组织和合作平台：西方国家通过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合作平台，推动认知战的协调和合作。

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是西方认知战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通过公开或隐蔽的渠道向非政府组织、智库、媒体等机构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持，对他国社会认知进行渗透、改造、操纵，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搜集、分析各种信息，对他国情报进行监控、破译，必要时甚至直接操纵国际金融市场、汇率、信贷、债务等，是西方在全球实施金融霸权，传播其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模式的重要工具。

联合指挥中心和创新中心：这是近年来西方国家联合发动认知战的一种新形式。部分西方国家之间建立了联合指挥中心和创新中心，用于协调认知战的实施和研发。这些中心汇集了各个部门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以更好地规划和执行认知战策略。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建立了上述体系的协调机制，通过多种方式动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非军事力量及网络等新兴力量，在全球、区域、国内等不同层面，针对目标对象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不同领域和部门，实现认知战的多元力量、多层次、多方位的协同和协作。

认知作战的多种打法

北约认为，认知战是以负面效应，在个体和集体层面上，改变敌人认知过程、利用心理偏见或反省性思考引发思维扭曲、影响决策并阻碍行为的一种非常规战争形式。由此可见，在美西方眼中，认知战的关键，是以扭曲、虚假的信息来塑造对手的认知。

那么，西方认知战的各种实施主体，是如何利用负面效应和扭曲的信息来进行认知作战的?

政府与政客——

西方政府和政客常通过发布声明、发表演讲等方式传播西方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立场。他们的言论不仅能引导国际舆论，还能在目标国家产生影响，塑造其社会认知。美国为撕毁伊朗核协议而对伊朗进行的抹黑，就是这种策略的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