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司到落马洲，过关后再打车回家，一共只需要45分钟。”Ada向界面新闻记者描述她每周一次的通勤。Ada是香港人，在深圳工作近4年，几乎每周末往返于深圳与香港之间。
Ada愈发感觉到深港两地像一个城市，她可以直接刷香港身份证进高铁，在深圳能申请电话卡，吃到家乡口味的面包，家人和朋友们北上深圳消费的频次也越来越高。
事实上，Ada身边每周往返于深港两地的同事不在少数，她所供职的货拉拉是一家起于香港、在深圳发展壮大的科创公司。
深圳是香港进入大湾区腹地的陆路门户。过去四十多年来，港深两地由西至东建设了七个陆路口岸和相连的交通基建，两地的“亲密互动”已是常态。日前，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深港合作正在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在大湾区融合的背景下，港深两地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类似货拉拉这样的科创企业，它们身上带有明显的香港和深圳色彩，成了深港融合最直接的见证者和受益者。
“我觉得这种融合是一种合力，大家互相推动，1+1大于2。”Ada说。
冲出香港
2013年，移动互联网发展进入高潮，各类O2O创业赛道风起，香港人周胜馥也从中看到了机会，最终，他把创业方向定在同城货运O2O。
随后，周胜馥在香港创立了EasyVan(啦啦快送)，用户通过EasyVan的App，即可一键呼叫附近的货车，完成同城即时货运。后来EasyVan发展为中国内地的“货拉拉”，海外的lalamove。周胜馥说当时的愿望很朴素：“希望香港能出来一家成功的互联网创业公司”。
彼时的香港处境比较尴尬，在“亚洲四小龙”中，香港是唯一一个没有高科技产业作为经济支柱之一的经济体，其与21世纪的最大经济变量“互联网”和“科技”几乎绝缘。虽然，香港的高校云集，人才济济，有着非常强的基础研究和创新能力，但因为贸易、金融、房地产这些传统产业已形成的惯性，让香港难以踏出舒适圈，资本和创业者都不想冒险，科技产业难见起色，互联网创业成功的案例几乎空白。
而且，互联网行业讲究规模效应，香港只有700多万人口，市场规模过小，难以支撑起一个大的互联网平台。因此，冲出香港，到内地或海外发展，成为互联网科创企业的不二选择。
货拉拉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成立的第二年就把业务拓展到了内地，从港深“双城记”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壮大之路。“深港毗邻的先天优势为货拉拉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发展机遇。”货拉拉副总裁陈宇表示。
如今，这家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知名的互联网货运平台之一，业务覆盖全球11个市场、超过400座城市。
与货拉拉相似，商汤科技的爆发之路也是从香港进入内地开始的。由于香港市场较小，且竞争者众多，初期探索不顺的商汤科技，选择通过深圳进入内地市场。以每三个月拓展一个城市的速度，短短两三年时间，就从内地市场蔓延至亚太地区。
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案例是大疆。
从一个“失败”的毕业设计，到第一家真正意义上引领世界科技潮流的中国公司，大疆的崛起之路充满传奇色彩，它也是深港双城孵化的科创奇迹。
2006年，在香港科技大学就读的汪滔在导师李泽湘的支持下，拉上两位同学一起在深圳创办了大疆科技公司，并把母公司放在香港。汪滔肯定想不到，日后自己的公司将成为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占有率高达80%、估值超1600亿的科技巨头。
大疆的成功例子体现了深港合作的巨大优势，汪滔在香港科技大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拓展了国际视野，但没有局限于在香港发展。他很好地利用了深圳完善的产业链和运营成本优势，同时还把市场定位在全球市场，整合了台湾、硅谷，还有国际其它区域的资本、技术和人才优势。
不难发现，正是深圳和香港优势的充分融合，才造就了今天货拉拉、商汤、大疆等企业的成功。
随着大湾区融合步伐的加速推进，深港经济互补、社会融合迎来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从香港起步，在内地发展，进一步走向世界。
优势互补
资料显示，大湾区的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全球创新指数连续两年居全球第二。
在这个过程中，仅一河之隔的香港与深圳优势互补协同效应尤其明显。
一方面，香港拥有雄厚的基础科研实力，目前有5所大学跻身世界百强，国家两院院士逾40人，1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6所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分中心、28所与世界级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的创新研发实验室，而深圳有很强的转化落地能力，完备的供应链，“香港高校科研+深圳创新产业”的组合模式已十分常见。
另一方面，香港有打开海外市场的天然优势，作为一个国际化城市，香港能够吸引很多国际化人才，比如lalamove在香港的办公室，有来自20多个不同国籍的员工，他们不仅为货拉拉带来了国际化视野，也有助于公司的国际化拓展，而深圳有珠三角制造业的扎实基地，突出的先进制造能力，背后更是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内地市场。
货拉拉在早期的起步阶段曾获香港科技园创投基金(HKSTPVentureFund)的投资，香港成熟且活跃的投融资机构为其提供了便利。香港科技园的“Incu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