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世界各国纷纷把科技创新作为赢得主动、占领高地的重要法宝，更加重视利用科技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惟创新者胜》试图通过回顾人类科技创新史，对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创新战略和路径进行比较研究，分析科技创新的必备要素和主体，提升人们对创新的认知，营造更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找到占领科技创新高地的密钥和法宝。
容错的环境更易孕育创新
201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将苹果、谷歌、英特尔、奥多比等四家著名的高科技公司告上法庭，理由是这四家公司相互承诺不抢夺人才。当时，四家公司的市值超过6500亿美元，对加州乃至美国经济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维持市场稳定，避免人才竞争，四家公司签署了互不抢夺人才的协议。可是，加州政府认为，四家公司违反了加州政府鼓励人才自由流动的法律规定。
三年后，法院判定四家公司败诉，并处3.24亿美元的罚金。四家公司不服，提出上诉，结果法院不仅维持了原判，还把罚金增加到4.15亿美元。加州政府为何要这样做?作者在书中写道：“加州政府的理由是，只有促进人才流动，加强公司之间的竞争，才能带来长期的科技创新。没有对员工跳槽离职的包容，硅谷将失去活力的本质。所以，加州政府宁可折损最成功的公司也要守卫人才流动的准则。”
当今世界的科技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作者强调，优秀科技人才的成长需要崇尚创新、鼓励探索、追求卓越、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要建立让人才心无旁骛、潜心治研的良好条件和环境。
其中，容错的环境，更容易孕育创新。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指出，正确的结果是从大量错误中得出来的，没有大量错误做台阶，就登不上最后正确结果的高峰。1921年，美国经济学家富兰克·奈特就对创新和不确定风险做了区分，认为不确定风险有统计规律可循，创新没有统计规律可循，因为创新是独一无二的。一项创新能否取得成功，事先没有办法预料，因为创新本身还依赖后续的一系列创新活动。华为有一个蓝军参谋部，其任务就是唱反调。他们具有鲜明的否定性风格，是一批典型的“乌鸦嘴”。华为建立红蓝对抗机制，就是为了让企业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华为的包容精神更体现在鼓励试错。任正非曾对研发人员说，不要说什么一次便成功，世界上没有神仙。允许试错、鼓励试错，才是创新文化的核心特质。
创新始于科学，成于资本
创新始于科学，成于资本。从历史上看，资本在创新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5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启了地理大发现，与哥伦布一起去往美洲大陆的，除了他的船员，还有来自西班牙女王的巨额资本。17世纪，荷兰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强大的资本市场奠定了荷兰“海上马车夫”的地位。18世纪的英国，当资本与技术第一次大规模地结合到一起，带来的震撼效果波及整个世界，从此改变了世界的运行。19世纪，银行家摩根向爱迪生的电力公司注资，开启了电气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
而今资本市场的发现与筛选机制，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可靠的动力保障。科技创新是一个“烧钱”的工程，而且早期风险比较高，周期比较长。于是华尔街的风险投资家、投资银行家与硅谷致力于技术创新的企业家，都强烈渴望通过技术创新产生高回报，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起一整套资本对技术、市场对企业的优化筛选机制。在这套机制的作用下，分散的社会资金通过资本市场，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小创新型企业手中。风险投资家和投资银行家将那些在创新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带入资本市场，在获取高额投资回报的同时，也造就了世界级的高新技术公司。
作者在书中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是美国超前技术发现和推动机构。在这个可以将科幻小说变为现实的独特部门内，创新是其根本，但在这里工作的人却不是顶级工程师和科学家，而更像是“基金分析师”或者“初创公司的首批员工”。这些人的使命就是去发现技术并“押注”，在对项目进行严格的评估之后，DARPA会直接给予资金资助，而后静待研究成果完成。当然，这种“投资”是有风险的。根据DARPA的历史经验，假如“投资”100个项目，最终能有10个成功，就是可喜可贺了。
资本的力量对推进科研以及科技成果落地的作用自不待言。但是，作者也在书中指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有时候也显得“力不从心”，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创新要素没有资本化，没有符合资本的逻辑。要让资本市场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就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创新要素资本化。比如，银行业对风险的控制方式是以抵押和担保为主，不支持知识产权、技术专利做质押贷款。要改变这个情况，就要加快建立全国性的知识和技术产权评估市场，发展动产抵押贷款，尝试动产支持债券，让技术产权市场和金融市场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现代要素产权的证券化和资本化，全力打造数据与资本高效对接的综合服务平台。
走好创新的最后一步
科技创新大餐的最后一步，就是成果转化。一切科技成果，只有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