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杜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克里斯·考特尼有一个中文名字,叫陈学仁。他在曼彻斯特大学获博士学位,研究中国环境史和城市史。他曾在武汉生活过一段时间,其间对武汉炎热的夏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不久,在他带着新书《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水灾》重返武汉时,他告诉来到书店的读者们,下一个他要研究的问题是“武汉人以前是怎样度过盛夏的”,读者们笑成一片。武汉人对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在行了。
《龙王之怒》获得了2019年费正清奖。陈学仁的这本书,着眼于武汉这座城市的另一个重要的地理标志和环境因素——长江,历史上武汉曾经频频受到长江洪水的侵袭。
1946年7月出版的《科学电报》杂志(第十二卷第八期)封面上就画了一幅设想中的大型水利工程,封面图注称:“未来的扬子大坝,除可利用水力大量发电外,将使长江流域灌溉受益,航运畅通。”可见,治理长江曾经长期是中国人的理想。
1931年,除了“九·一八事变”,中国还经历了另一场灾难,就是长江水灾,中文世界也称其为“江淮水灾”。武汉首当其冲,在波涛冲击之下,成了一片汪洋。当时各方的反应,交织成一幅水灾之下的历史众生相:疲于应对的国民政府、接踵而至的日本侵略者、遍寻生存之所的难民、临时营运的水上交通、饥荒与血吸虫病扩张……一则谣言开始流传,说这次洪水是行云布雨的龙王出手报复。
《龙王之怒》还原了这场灾害鲜活的现场,提出灾害不应被遗忘。陈学仁提出的“致灾机制”,旨在分析并更全面地认识灾害的发生原因。构成灾害的不仅自然力,洪水的形成有自然风险影响的一面,也包含了洪水发生前后人的认知与应对。“致灾机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而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
被淹没的城市
根据陈学仁的测算,1931年洪水影响的面积十分巨大,大约有1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一半或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的土地面积之和。华中八个省份受灾严重,黄河和大运河也遭遇了严重的洪水。当时,南至广东,北至东北,西至四川,超过十个省都发生了洪水,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灾害。受灾总人数可能达到5300万,是当时中国十分之一的人口。书中援引当时的官方报道称,大约有200万人遇难。
但这次灾害得到的关注并不多,《龙王之怒》是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本专著。此前李文海等人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章博《论政府在灾荒救济中的作用——以武汉1931年水灾为个案的考察》、孔祥成《民国江苏收容机制及其救助实效研究——以1931年江淮水灾为例》等文章,曾作过局部地域或长江流域不同地区的分析。
在1931年洪水最严重的时期,百吨重的帆船可以在武汉的街道上航行。电力中断,每到晚上,城市就陷入一片黑暗。8月下旬,一艘木船撞入油库,引起了大火,一连烧了几天。这件事上了当时的主流媒体,《中央日报》《东方画报》《北华捷报》《汉口先驱报》都做了报道。大火带来了一束特殊的光源,照亮了被水覆盖的城市,也照亮了住在树上、飘在木板上的难民们。
城市贫民群体没能为应对溃坝做好准备。1931年春夏,天气闷热,降雨不断,强风暴连续来袭。人们目睹长江和诸多湖泊水位上涨,感到慌乱。贫民们的办法不多,他们用芦苇编织的墙和茅草覆盖的屋顶仅能稍加抵挡风雨,天气一旦大变,他们的板棚就风雨飘摇。涨水后,贫民聚居区的屋群就已开始被淹,他们必须拆掉小屋,搬去地势高一些的地方暂住,与聚集的乡村难民争夺地盘。串联城市的内河开始漫溢,低洼区积水严重,洪水与污水混在一起。
1931年7月22日,汉口以北丹水池的一段外围堤坝坍塌,洪水淹没了20世纪初被开垦的一片土地,北郊菜市场菜农们居住的地方、中山公园及其周边的居民区也被吞没。受灾居民近5000户。洪水还流入了武汉外国居民的娱乐区,包括赛马俱乐部、高尔夫球场、网球场和游泳池。洪水形成了面积很大的洪泛湖,大风吹过湖面,形成了巨浪,将淹没区域残存的房子打得粉碎。
平汉铁路一度成为新的堤坝,当时的市政当局派出数百名工人加固路堤,他们用沙袋和石头对抗洪水,试图堵住缺口。但在8月1日,一包沙袋上的一个小洞很快演变成漏水点,导致铁路堤防崩溃。当时的人们敲锣示警,通知附近的居民抓紧撤离,这显然太慢了,路堤旁的棚屋区瞬间被淹,很多居民深夜在睡梦中丧生。
武昌当时也出现了洪水,居民纷纷走避。城郊发生溃坝之后,10万居民涌入市中心。对那些房子还能幸存的家庭来说,人们尽力从不断上涨的水中打捞财物,往尽可能高的地点或楼层转移。书中提到,由于浮力在水淹时很关键,拆门板变成流行的做法,很多人把物品放在木桶、木盆里,以便至少可以漂在水上。
水上城市奇景
陈学仁对洪灾发生时的城市环境感知也十分敏锐。他发现,很多资料中记录了当时城市的声音现场。洪水还没有特别大的时候,骑自行车或开汽车努力行驶过积水路面的情况还很多见,但随着涨水,汽车、自行车和人力车都消失了,这使市中心变得安静异常。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听洪水的水声就更加真切,划桨的声音和船上人们的言语声也变得更清晰。市中心搭建了一些竹制的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