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在胡同长大的80后建筑设计师宋壮壮，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打量北京。他游荡胡同，倾听其中的日常生活与嘈杂声浪，在街头巷尾拍下有意思的民间书法，坐在马路边看人来人往，或是去到郊区，寻访被遗忘的历史文物遗迹，一次次行走让他生出很多有趣的疑问。

2016年，宋壮壮与同样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李明扬共同创立设计工作室“帝都绘”，他们寻找数据，制作出一个个丰富、生动又专业的图像。这些可视化的城市公共知识热帖，使得“帝都绘”频繁出圈，让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能够全面而深入地洞悉城市的细节。

最近，“帝都绘”接连发布两个热帖，一是《北京文物地图》，另一个是《帝都公园大全》，以数据库和图表的方式回答了两个疑问：北京到底有多少处文物遗迹，又有多少座公园。

相比“帝都绘”过去所做的可视化内容，与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CHP)联合发布的《北京文物地图》其实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这份数据不只是可以看，更可以用。6月10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城市专题开放数据库·北京文物地图》正式发布，宋壮壮在朋友圈说，这是“一个毫无产值但(自己)内心深处非常看重的项目”。

“帝都绘”的许多作品和项目，都是基于数据完成的。但他们发现有些数据库不好用，开放程度有限，整合性低，更新不及时，一些关键信息也难以获得。宋壮壮与团队积累了不少搜集数据的经验，完成了一些关于北京交通、城建、自然、文化和人文等数据的收集工作，“很多都是从零做起，自己去搭建数据库。”

他们整理了很多看似并不核心、但相当有价值的数据。比如中轴线上的建筑群、北京近70年的温度与空气质量指数变化、北京水系与山峰地图、北京天际线构成、北京街头滑板地图等。整理《北京文物地图》的契机，则来自今年年初在中华世纪坛的一场展览。以这场展览为起点，“帝都绘”开始制作北京文物地图数据库。

百余名志愿者参与

要建立北京文物数据库，对不到十人的“帝都绘”核心团队来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海量的数据收集背后，意味着繁琐的编辑与整理，耗时长，且细碎。

“这次的数据库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而是一次众创的结果。”宋壮壮说，他们借助共享文档在今天的广泛运用，发起招募书，迅速获得300多位志愿者的报名与响应。

共享文档曾经在信息救灾、基层资源整合上发挥巨大作用，无论是2021年郑州暴雨时期的“待救援人员信息”整理，还是2022年上海全城静态管理期间共享物资信息等，共享文档的存在，让许多人通过云端服务器实现异地、同步更改文档，实时更新，广泛而及时地发挥社会功能。

宋壮壮所用的共享文档，是他的一位同学开发的空间数据协同工具——Maptable。这个工具不仅能共享表格与文档，也可以落实在地图上，使《北京文物地图》的线上协同工作更加便利。

最终参与到这次数据库搭建的志愿者有一百多人，年龄中位数在28岁，职业多元，共同点是都热爱文博与历史。“帝都绘”团队负责组织，志愿者被分配为不同的小组，有的负责文保单位的文字工作，有的做普查登记、历史建筑的文字整理，有的负责收集整理图片。

百人团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远程协同工作。这种去中心化的众创模式，使大家贡献各自的知识储备与能力，也在协作中相互拓宽视野。

“中国对文物古迹感兴趣的人很多，这个群体很大，因为它涉及了历史、文化、旅游、艺术、建筑等领域。”宋壮壮说，这次众创，他真实接触到很多文物古迹爱好者，“很多人说，通过这个项目去了很多新的地方，大家一边调查，一边讨论，加深了对文物的认识和思考。”

《北京文物地图》发布一个月后，“帝都绘”联合四合书院组织了一场线下见面会，几十位年轻志愿者相聚在夏日的夜风中，热烈地讨论着城市遗产保护，谈论文化与历史。古老的四合院里，年轻人自由畅谈理想的场景，成为宋壮壮难忘的一幕。

“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个作品，这是真实世界的创造。”宋壮壮说，百人规模的众创模式的探索，成了与数据库成果本身一样重要的事情。这种产出，让所有参与者都很有成就感，还有在校生把这次众创写进自己的简历。

截至目前，《北京文物地图》数据库共收录了3700多个不可移动文物点位和1012栋历史建筑，未来还会不断纠错与更新。

数据的力量

《北京文物地图》看上去是一份简单、理性的表格，但未来的可能性却指向无限。

“对市民来说，这是一份文物地图。对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全样本的数据库。对文旅企业来说，可以依照这些数据做更多商业项目开发。”宋壮壮说，在不同使用者手中，数据库会衍生出很多应用，发生诸多化学反应。

北京是全国文物数据库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但限于文保单位的不同级别，北京16个区的数据维度不同，很难统一成一份完整的表格。而很多文物的特殊性，使得定级与保护都很难用统一标准。比如长城和故宫虽然都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故宫是点性形式，长城则跨越中国各省，属于线性形式，在文保体系中的标注、定级和保护就显得更为复杂。

《北京文物地图》包含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