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建设将逐步改变北京对区域资源的单向吸附，作为北京首都功能的拓展区，雄安新区根据自身创新发展规划，承接北京疏解出的优势资源，从而形成首都圈内具有独立发展能力的核心城市。雄安新区对于天津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和“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

2023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座谈会，他指出“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工作重心已转向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高质量疏解发展并举”。

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雄安新区的重要历史地位决定其建设和发展需要缜密的规划和严谨的设计，需要对各种问题有清晰的判断。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应重点处理以下关系。

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雄安建设起步阶段从一个相对落后地区向区域乃至全国增长极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源集聚，而雄安并不具备吸引资源自然流动的天然优势，企业、高校、行政事业单位和公共服务机构很难自发迁入，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也很难自动流入。雄安新区建设肩负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京津冀城市群这一战略目标，需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需要顶层设计和国家战略的推动和引导、中央政府的协调以及地方政府的配合。

当然，政府的引导在城市建设初期具有重要意义，但政策红利不能持续地保障雄安的千年发展，应逐步培育自身发展动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是在雄安新区具备一定规模和自生能力之后所经必由之路。政府应该扮演发展引导者和市场服务者的角色，推动创新成为雄安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业态创新等。探索制度创新不仅是雄安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国改革的总体方向，力求政府小规模、少层级、小机构、宽职能、严执法、大监督等，逐步实现市场机制维护者、服务者的角色转变。

战略目标间的关系

中央指出雄安“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前一部分指出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为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方案，后一部分指出雄安新区的设立是探索创新发展道路。两项任务都非常重要，“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应被给予更多的重视。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增长极，雄安需要要素的集聚和资源的流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通过继承北京优质资源，进而形成自身产业，属于北京对雄安的“输血”过程，而探索创新发展的“雄安模式”是自身“造血”过程。雄安新区不是京、津伴城，不能依托两地的发展而发展，践行创新发展道路的雄安是绿色、现代的智慧新城，尤其机制体制创新，使雄安成为创新氛围浓厚，城市充满朝气，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极佳的现代化新城。在此基础上，才能将北京疏解的资源留住，并吸引全世界的智慧资源，进一步实践创新发展，这也是雄安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

疏解与承接的关系

雄安新区作为“千年大计”，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是有明确的自身定位，并非北京疏解的就是雄安需要承接的，而应根据“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四大功能定位有的放矢地作出选择。

重点承接北京疏解出的行政事业单位、央企总部、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不能要。高耗能产业以及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批发市场等第三产业不在雄安发展定位中，都不应接收。相反这部分产业对于河北其他地区发展区域物流和商品集散产业，解决密集劳动力就业有很大帮助。北京绝大多数商品交易市场已被疏解至环北京地区，不仅分散北京过重的非首都压力，也可以保证对城市生活、生产的有效供应。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应该是雄安重点承接的部门，雄安打造创新之都，不能缺少科研单位的支持，不仅应该承接，雄安还应该想办法吸引更多的高水平大学和科研单位入驻。医院等公共服务机构也是雄安稀缺资源，是留住人才的前提和保证，应该重点承接。行政事业单位、公共服务机构是雄安作为国际开放城市，发挥对外合作、交往所需部门，企业总部是现阶段雄安获取企业资源最有效途径，通过央企的整体进入或总部进入，雄安可以快速地建立起自身产业体系，从而发展高端高新产业。

雄安与京津冀的关系

雄安新区建设肩负破解京津冀三地发展中遇到的协同瓶颈，通过在京、津两城之外，于河北腹地设立雄安新区，平衡区域间发展差距，创新机制体制，协同各方利益，有序实现京津冀共同发展和京津冀城市群的形成。雄安新区建设将逐步改变北京对区域资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