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大视野”谈到，在中国经济面临着诸多问题综合叠加的影响下，我们需要“降得浮躁”，用事实、知识和真话去交流，让问题真实浮现，并在建设性互动中寻找现实的最优解。
今天有没有一种很好地反映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氛围呢?我觉得是欠缺的，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简单化、极端化、诛心论、贴标签等，令不少专业人才越来越不愿意在网上发言，唯恐哪句话不“正确”被群殴，“再也洗不清”。
专业人才的明哲保身，和企业家的躺平一样，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前几天在浦东滨江步道散步，在望江驿小憩时从一本书上看到中央领导2012年5月16日在中央党校所讲的一番话——
《古文辑要》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初唐名臣裴矩在隋朝做官时，曾经阿谀逢迎，溜须拍马，想方设法满足隋炀帝的要求;可到了唐朝，他却一反故态，敢于当面跟唐太宗争论，成了忠直敢谏的诤臣。司马光就此评论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们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的人面前，才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乐于讲真话。
虽然中国经济遭遇着多重复杂压力，但如果“时时处处都坚持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是可以逐步消化多年累积的各种不良的。相反，那种“为了迎合或满足某种需要，说假话、大话、空话，甚至弄虚造假”的作风，才是攻坚克难的障碍。
对外企要有更多信任
前几天和几位跨国公司中国区高管交流。在现在的地缘政治影响和舆论氛围下，他们某种程度上也是“夹缝中人”。但谈到中国经济，他们的看法很客观，也很正向。
关于产业链外移。他们认为，随着中国要素成本上升，部分产业外移是趋势，但并没有哪个地方能很快地“接得住”中国制造。有人说他们在越南工厂的人工比中国工厂便宜不少，但综合成本高出中国30%以上，因为工资外的成本高。有人说，他们的一家中资客户到越南投资，采取并购方式，钱已经付了，对方却迟迟不过户，找政府也没用。有人说，给东南亚的订单往往不能按时交货，因为整个配套远没有中国完备。还有人说到印度，对投资者的各种刁难离奇古怪，前后矛盾，经常说一套做一套。
关于“中国加1”(ChinaPlusOne)。欧美日希望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一直在找备胎。一位跨国公司亚太区CEO这样告诉美国总部：“未来确实是‘中国加1’，但一个中国的市场规模可能是10，很多个1加一起才赶得上中国，不应因小失大。”
一位中国区CEO对总部说：“中国和俄罗斯完全不同，俄罗斯的经济体量占全球的1.8%左右，中国占18%左右，西方制裁俄罗斯，跨国公司把在俄罗斯的企业关掉就行了，因为份额很小。而有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占全球的10%、20%乃至40%、50%，可能关掉吗?那整个公司的生存也会出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疫情三年的隔离，中国和世界之间需要重新熟悉和再适应。但中国和外部的经济融合已经很深，在华外资是理性的。有外企中国高管说：“我看过一个计算，如果美国和中国没有贸易摩擦，不压制中国出口，目前的通胀可以下降4个百分点。也许不准确，但压制的结果就是美国也在付出代价。”
今年以来，不少跨国公司CEO来华访问。我们固然要加强安全意识，增强自主可控，但吸引外资、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在路上。从我的观察看，在商言商是跨国公司的基本立场，很少有谁愿意拒绝中国，也没有哪个跨国公司中国高管会向总部建议撤离中国。我还注意到，很多跨国企业都在强调他们的本土化特色，像德勤中国，还溯源了其传承红色基因的历程。
德勤在华业务的一个重要源流，可以追溯到1932年，两位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华侨黄秉章和陈乙明在上海创立的黄陈会计师行。1936年，会计师行迁往香港。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支援抗战的“保卫中国同盟”，黄陈二人积极参与，以专业的审计服务支持同盟体的财政工作，得到宋庆龄的高度认可。
在新中国成立后遭遇国际封锁的特殊时期，黄陈会计师行为许多在港中资企业提供了知根知底的审计服务。陈乙明是新中国的第一届政协委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组成员之一，在开国大典上被邀请在天安门城楼观礼。
1976年黄陈会计师行与关文伟会计师行合并为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做了很多项目。从1982至1997年，他们每年在中国香港为30位来自内地的会计人才提供培训。1997年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与德勤香港事务所合并，组建了“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黄秉章的儿子黄匡源说，此时的关黄陈方需要一个国际网络和可靠的合伙人平台，既能将父辈基业和专业主义精神延续下去，又可以为客户增添更大的服务价值，“专业和爱国在会计师内心是完全统一的，他们都是推动中国会计准则与审计服务水平与国际接轨的积极力量”。
举以上的例子是说明，在中国深耕的这些外企是值得信任的，对中国是有真实感情的。对他们，无论是产业政策、政府采购、数据安全等，都要以信任为本，开展工作。在中国守法经营的外企也是中国企业，我们要有这样的胸怀和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