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并不自动产生成果共享的“涓流效应”;只有在充分融合、连接的前提下，才能带动各类产业的生产率进步。若要使数字经济充分发挥生产率分享，进而实现更多更高质量就业岗位创造、劳动者报酬提高以及收入差距缩小等目标，需要规制和政策有意为之。

在尝试回答“索洛悖论”，即为什么广泛运用数字信息技术却未能提高生产率的疑问时，有研究发现，寻租和寻求政策保护都产生阻碍新创市场主体进入、无效企业退出的竞争障碍，对于创造性破坏机制不能发挥作用难辞其咎。加大再分配力度，建立健全广泛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从社会层面对劳动者进行更好的保护，而无需以此作为借口，妨碍在数字化转型中让创造性破坏机制充分发挥。

由于人们常常把灵活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相提并论，甚至有时混为一谈，因此未能正确地对非正规就业的前景做出判断，一度以为就业的非正规化程度会遵循一个倒U字形变化轨迹，即存在着一个转折点，跨过之后便一劳永逸。其实，灵活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并不必然是一回事，前者可以是一个客观必然性的表现，一旦把数字经济的技术性质考虑进来，灵活就业的趋势完全可能发生周而复始的变化，即遵循一个横卧的S字形轨迹;后者则取决于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

我们固然不应排斥灵活就业创造岗位的有益功能，也欢迎新型职业和新的就业形态的产生，但是，也要防止和抑制非正规就业的过度出现及其负面效果。具体可从提高数字经济生产率共享作用，从体制机制层面疏通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渠道，扩大社会福利的供给范围和覆盖面、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着力。

——蔡昉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既是党中央的重大部署，也深刻揭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本质和内涵。从中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这个经济形态的孤立发展;打破“涓流经济学”迷思，促进与实体经济和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才是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包容发展的要义所在。

国内外经验和教训都显示，数字经济是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产业发展的方向，是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引擎;然而，这个经济形态就其自身性质而言也是一柄双刃剑，并不具有自然而然的分享性质，甚至还可能扩大资本报酬与劳动报酬之间的差距，如果不能把握好发展的目标取向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不能使数字经济的发展，发挥好融合实体经济和连接相关产业的功能，便可能产生有投资无回报、有能力无功能、有产业无融合、有要素无市场的现象。

本文旨在揭示，数字经济发展并不自动产生成果共享的“涓流效应”;只有在充分融合、连接的前提下，才能带动各类产业的生产率进步。同时，我们还将指出，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领域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发挥好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

数字经济领域不存在“涓流效应”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一要求也是指导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准则。

从性质上说，数字经济是载体而非目的，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是过程而非终点。数字经济的发展，作为提高和分享生产率的手段，承担着实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只有确立这样的功能定位，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数字经济才能获得持续和健康的发展。相应地，在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中，数字经济既应该也能够做出应有的贡献。

先从初次分配领域来看。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初次分配是决定生产率提高和分享的基础领域。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对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合理激励，都是在初次分配领域产生的。分享生产率成果需要以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

初次分配领域的激励和效率功能，旨在确保市场主体在竞争中的优胜劣汰，因而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在高质量发展中，以计算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为核心的产业数字化，既日新月异地创造出新行业、新形态和新模式，也为所有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提供生产率驱动力。与此同时，生产率本质上是资源的配置效率，生产率提高的基本途径则是生产要素的不断重新配置。数字经济恰可以利用其最突出特征，即具有良好的连接功能，推动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以及资源配置空间的不断拓展，推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

初次分配也是分享生产率成果的关键领域，但这一功能的产生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既不存在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解决收入分配的涓流经济学1，在效率与公平之间也非天然存在着对立消长关系的“大取舍”2。

研究表明，国家之间在收入差距上的不同表现，并不仅仅在于再分配力度的大小，而是首先产生于初次分配领域存在的在政策取向和制度安排上的差异3。这就是说，数字经济发展是否促进生产率分享的导向，并不是产业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也不能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