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这个经济形态的孤立发展;打破“涓流经济学”迷思，促进与实体经济和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才是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包容发展的要义所在。(注：涓流经济学指的是在一个体制中，给予上层人的利益会传递给较低阶层人的经济学理论，又称扩散效应。)

数字经济并不具有自然而然的分享性质，甚至还可能扩大资本报酬与劳动报酬之间的差距，如果不能使数字经济的发展，发挥好融合实体经济和连接相关产业的功能，便可能产生有投资无回报、有能力无功能、有产业无融合、有要素无市场的现象。

数字经济领域不存在“涓流效应”

从性质上说，数字经济是载体而非目的，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是过程而非终点。数字经济的发展，作为提高和分享生产率的手段，承担着实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在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中，数字经济既应该也能够做出应有的贡献。

先从初次分配领域来看。初次分配领域的激励和效率功能，旨在确保市场主体在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在高质量发展中，以计算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为核心的产业数字化，既日新月异地创造出新行业、新形态和新模式，也为所有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提供生产率驱动力。与此同时，生产率本质上是资源的配置效率，生产率提高的基本途径则是生产要素的不断重新配置。数字经济恰可以利用其最突出特征，即具有良好的连接功能，推动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以及资源配置空间的不断拓展，推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

初次分配也是分享生产率成果的关键领域，但这一功能的产生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既不存在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解决收入分配的涓流经济学，在效率与公平之间也非天然存在着对立消长关系的“大取舍”。

研究表明，国家之间在收入差距上的不同表现，并不仅仅在于再分配力度的大小，而是首先产生于初次分配领域存在的在政策取向和制度安排上的差异。这就是说，数字经济发展是否促进生产率分享的导向，并不是产业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也不能坐享其成，仅仅在其基础上进行再分配。因此，若要使数字经济充分发挥生产率分享，进而实现更多更高质量就业岗位创造、劳动者报酬提高以及收入差距缩小等目标，需要规制和政策有意为之。

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有赖于再分配领域的相关制度安排。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在优胜劣汰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中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率提高的步伐不是齐头并进的，生产率提高的效果更是云泥之别。

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使创造性破坏机制，既能够发挥提高生产率的作用，又能够发挥分享生产率的作用。这个机制在于：在数字化转型中成功提高生产率的企业能够扩大自身的同时，那些未能做到这一点的企业遭到淘汰，这就意味着创造性破坏机制发挥作用了，整体生产率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提高。如果担心发生技术性失业现象，不敢接受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看似保护了劳动者的利益，却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分享也就无从谈起。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曾指出，人们随处可见计算机时代的来临，唯独在统计中看不到生产率的提高。这个矛盾现象被称为“索洛生产率悖论”。这个悖论也适用于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即何以在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情况下，整体生产率的提高仍然受到制约。

有研究发现，寻租和寻求政策保护都产生阻碍新创市场主体进入、无效企业退出的竞争障碍，对于创造性破坏机制不能发挥作用难辞其咎。例如，美国企业的进入率和退出率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持续降低，使美国营商活力显著降低。

可见，加大再分配力度，建立健全广泛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从社会层面对劳动者进行更好的保护，而无需以此作为借口，妨碍在数字化转型中让创造性破坏机制充分发挥。

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系统和正式制度安排之外，还可以通过“助推”提高数字经济发展中生产率分享的水平。

这种助推力量作为正式制度安排之外的运行环境，具有非强制性、行为后果副作用小、更加倚重当事人“向善”动机等特征。在助推这种行为中，善意和恶意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两者之间的界限常常是不清晰的。

例如，某些科技平台企业恶意利用算法，达到降低企业成本、增加自身盈利的目标，有些已经违反了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或劳动合同等法规，有些仅表现在一些不起眼环节，游走于法律法规的边缘。

助推在三个分配领域皆可以体现。其中，包括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内涵的第三次分配，尤其适合借助助推方式，开辟更多扶贫济困和改善收入分配的贡献渠道。可以说，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三个分配领域协调配套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通过法律法规、社会规范、舆论引导以及社会诚信体系来营造一个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让各种市场主体自觉地把社会责任具体体现为科技向善、管理向善和创新向善的行动。

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力内卷

数字经济的双刃剑效应，最典型地体现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上。中国正处在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