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要论文本介入历史，进而拨动历史的车轮，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可算是典型，而它的力量在于第一句话对“幽灵”的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命名了它，并使文本广泛传播——它就此成为真实的存在。

80年以后，有一本书，以几乎如出一辙的宣言的方式，指出了又一个“幽灵”。它的名字叫“大众”。作者同样手执一支雄健的政论之笔，也一样对自己揭示的“幽灵”胸有成竹，然而相对于马克思的豪迈，何塞·奥特加-加塞特的口吻却多多少少是忧虑的，大众远非历史的推动力，它的特征是令杰出的少数人感到惊恐的破坏性：“人群突然变得清晰可见了……不再有主角，只有合唱团。”

麇集的大众

什么是“大众”?这个概念，在它刚开始被启用时，就带上了贬义，因为大众不会自己来指出自己，指出和描述他们的显然都是些有着深度思维和“高等”的人文主义的精英，他们断不可能去颂扬大众的威力，或是取悦他们。奥特加-加塞特，一位西班牙著名报人的儿子，就是这样的精英分子。1929年，他把自己的十多篇演讲和散文结集成这本《大众的反叛》。他的每句话都清晰、力道十足，他确立了“大众人”的概念，用它来分析、理解并批判现代社会，还用这个概念来解释西班牙的失败：西班牙，这个曾在16世纪辉煌一时的老大帝国，之后400年就一直走在一条下滑的道路上。

“我们看到的是大众，他们正在占据着文明所开拓的每一块空间，使用着文明所创造的每一种工具。……如今到处人满为患：城镇里布满了居民，屋宅里住满了房客，旅店里住满了旅客，列车上挤满了出行者，餐馆和咖啡店里坐满了顾客，公园里到处是散步的人，著名医生的诊室前挤满了病人，剧院里挤满了观众，海滩上挤满了游泳的人。寻找一块生存空间，这个往日不成为问题的问题，现在成了我们每天要面对的难题。”

奥特加用格外清晰的笔法来写作——他描述大众，却不忘做知识分子的自省。他说：我感到惊讶，我想去理解这一切，而“理解活动是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享受与奢侈，这一群人的典型特征，就是带着好奇的目光来审视这个世界”。以这两句话，奥特加将自己从特权感和优越感里剥离了出来，但也正是这一主动的剥离，才显示出他真正的优越。“麇集”，这是他眼里“大众”的最鲜明的特征：大众不同于一个个“个人”的总和;在大众当道的情况下，哪怕是面对单独的一个人，我们也可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大众人”，因为我们可以判断他是否有跟其他人“麇集”的属性：

“大众人只是强调自己‘与其他每一个人完全相似’……他感觉不到任何烦恼，反倒为自己与他人的相似感到沾沾自喜，心安理得。一个真正谦逊的人，则会试图评估自己的特殊价值，努力发现自己可能拥有的这样那样的才能……尽管他可能最终发现自己资质平平，但他永远不会以一个大众人自居。”

如果要引用的话，那么《大众的反叛》中的几乎每一句话都值得录入在此。为奥特加深深着迷的人，往往为他的文笔倾倒——那种去掉修辞，格外精辟而有活力的文笔，在骄傲和尖刻的同时，又是充满善意的。不出意外的是，与奥特加有过密切往来的人，例如“三六年一代”的著名哲人胡里安·马里亚斯，都说他的言语讲求最高的精确。面对《大众的反叛》这本书，哪怕是一个极端的民粹煽动家，也不敢说它是对大众的“攻击”。

君主、共和与法西斯

何塞·奥特加-加塞特是马德里人，15岁时，也即1898年，西班牙遭受了美西战争的重挫。在他父亲奥特加·穆尼拉主持的影响力巨大的国内报纸《帝国报》的文学增刊上，一批年轻文化人纷纷撰文探讨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未来。这些人，以米格尔·德·乌纳穆诺为核心，后来就被称为“九八年一代”。那时的西班牙尚处在君主制下，奥特加也算保皇派，但他在二十多岁时去德国进修，在柏林、莱比锡、马尔堡三地，尤其是马尔堡，吸收时兴的新康德主义。他在1914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堂吉诃德沉思录》中，阐述了他一个可以和马克思、海德格尔等相对照的开创性观点：“我就是我自己和我的环境，我要救我自己，就必须救环境。”

他认为人的问题是理解生活，而生活，意味着“被迫存在于一个特定的环境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后，奥特加对战争没什么说法，却像20世纪上半叶的大多数西方哲人一样，思索生活——生命的那种紧迫的、强制性的特征。无论是狄尔泰、柏格森，还是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都可以从奥特加那里找到回声：哲学的根本问题，正如他在《大众的反叛》中所做的那样，在于对“生活”的原本样子进行定义;人有了生活，就有义务去落实自己的存在这一“项目”。

在国家的衰落中，奥特加一度希望西班牙能够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民族化的国家。西班牙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丧失了它在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殖民地;但身为保皇者，奥特加还是希望君主立宪能够有些作为，直到1931年，共和派发动革命，把阿方索十三世国王赶到海外。奥特加加入了共和派，但没过多久他又失去了信心，因为法西斯党徒在国内崛起，他可以预见到共和派与法西斯的较量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因为两者都在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