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首都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科技创新、国际交往中心，一直活跃着浙江人的创业以及工作生活的身影。“八八战略”迎来20周年之际，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北京分社、潮新闻京津冀新闻中心、浙江省驻京办、在京浙江人杂志社联合中国网共同策划了《繁茂的藤蔓——在京浙江人探访纪实》系列报道，旨在通过笔者视角，探访“闯京城”的浙江人有着怎样的独特经历，捕捉他们目前关切，关注他们未来命运，从百姓视角呈现北京和浙江之间更多的故事;通过群像塑造，通过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为“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提供实践和思考。

立夏过了，北京五月的阳光已非常扎眼。

耀眼的阳光里，55岁的台州人谢仁德来到丰台区丰海南街路口。他眯起眼看了看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的工地，用手指着街对面一幢20多米高的老楼说道：“那是当年的京温服装市场。那个时候，大红门一带围绕服装产业形成的市场有几十个。那个繁荣啊!”

北京南三环，凉水河依然平缓地流淌着。谢仁德带我们来的地方，曾是北京乃至华北最大服装批发交易中心之一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城所在地。现在，这里正“华丽转身”为未来科技产业园，以“文化科技”整合新产业，撬动着北京南部地区加速蝶变发展。

几十万浙商，曾经奋斗在大红门

谢仁德现在是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台州企业商会会长，对于大红门，他再熟悉不过。1994年，大红门服装商贸城的前身——红门服装市场，就是由谢仁德和几个浙商一起创办的。

对于在这片土地上奉献了青春的他来说，这里有激情燃烧的岁月。谢仁德觉得，大红门一带服装市场曾经的繁荣，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比熙熙攘攘还要厉害!”

这种感觉，同样在胡涛那里得到了印证。职业经理人出身的胡涛，2017年前曾是京温服装市场总经理。她说：“那会儿，大红门每天人山人海。”

“怎么形容呢?”胡涛甚至打了个比方，“现在我们说‘堵车’，那时这儿就是‘堵人’!”

怎么个“堵”法?“就是人多、货多、车多，放眼望去，所见之处皆是货车、三轮车和打了包的货物。我们走路都得小心翼翼。”胡涛说，“不过这里的生意，那是真的好!”

京温服装市场创办于1992年。“我2000年来到‘京温’时，这里已经热闹得不得了了。”胡涛说。

胡涛在京温服装市场待了17年。17年里，她目睹勤劳的浙江人在这里攒下人生第一桶金，而后转型升级创办企业。她曾经管理的京温服装市场一期、二期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2500个摊位，90%是浙商。“浙商不会固守陈旧。随着业务发展，部分浙商把摊位盘给外省人承接经营，自己出去办厂扩大再生产。但这些外省的商人，始终做不过浙商。”她说，“浙商眼光超前，思路灵活。”

曾经，到底有多少浙商奋斗在北京大红门?2015年，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做过一个调研。调研数据显示，当年在北京注册登记、年营收在1亿元以下的浙江籍老板名下小微企业，约2万个。谢仁德参加了这个调研，他说：“这些企业，相当部分是大红门一带浙商注册成立的。”

这个调研还显示，当年80多万在京浙商中，温州籍近50万人(其中乐清籍占了大头，有近30万人)，台州籍约17万人。“在大红门从事服装生意的，以温州籍浙商和台州籍浙商为主。”谢仁德说，“坊间传闻‘几十万浙商在大红门’，并不为过。”

2017年，随着北京市第一次非首都功能疏解告一段落，大红门一带服装市场全部关停。

2023年春天，行走在凉水河畔，曾经喧嚣的热闹景象早已难觅。但浙商在大红门曾经的奋斗史，依然在这片土地上流传。

在大红门，浙商是这样做生意的

大红门，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永定门外木樨园桥南侧南苑乡。

历史上，大红门原指皇家苑囿南海子的正门。据史料记载，大红门建于明代永乐十二年(1414年)。当时扩建南海子时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开有一个门，分别称东红门、西红门、南红门、北红门;其中，北红门为南苑的正门。清代乾隆年间，这里又增开了五个门;在北红门东边所建的一个门称“小红门”，因此原来的北红门也被大家称为“北大红门”，后来习惯称“大红门”。

近20年，大红门地区成为由浙江人为主的外来人口聚集地方，一度被称为北京“浙江村”。

1985年春节前，17岁的谢仁德从浙江玉环老家来到北京。因为很多温州籍、台州籍老乡就住在木樨园大红门一带，他也跟着住进了这里。

至今回想起来，谢仁德依然觉得那样的日子快乐而有奔头。“就是老北京的胡同里，都是平房，一间一间的，住满了租在这里的浙江人。居住条件并不好，一到下雨天简直无从下脚，但大家觉得日子充满了希望，并不觉得苦。”

那会儿正是“引厂进店”的好时机，北京的东安市场、隆福寺大厦、西单百货大楼等地，敞开怀抱欢迎大家进去“包柜台”经营。谢仁德他们，就是带着玉环老家服装厂的产品，来到北京“包柜台”。因为是直接从厂里生产出来后就进到销售前端，中间省去了经销环节，所以利润相当可观。

勇于挑战的浙江人就在其间发现了商机。“有些会裁剪的、缝纫手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