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携手访问中国，为中欧双边关系的调整和发展带来新的契机。马克龙在疫情三年后首次访华，带来了包括空客、路易威登、EDF等最知名法企在内的60人豪华商务代表团，显示出法国政界、商界对于修复和发展中法经贸关系的良好愿望。当前国际形势下，欧盟领导人积极致力于中欧对话和交流的努力值得肯定。除了经贸往来及地缘政治议题，马克龙访华的另一个目标是重新制定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重大国际问题共同行动框架。毫无疑问，在全球气候危机日益走向失控的情势下，巩固和发展双方在气候行动上的合作同样具有现实紧迫性，并且由于此前合作的良好基础以及落实《巴黎协议》的共识，中欧双方在气候合作上的未来前景更值得期待。
一、中欧合作成为促成气候协议的领军力量
中欧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一直以来都是国际社会的典范。2003年双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5年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伙伴关系，高层对话和多层次合作成为常态，合作范围也从能源，逐步扩大到碳封存、温室气体排放，低碳经济转型等更多元的领域。
《巴黎协定》的达成既是全球气候谈判的里程碑，也是中欧合作的硕果。2010年，在哥本哈根缔约国会议谈判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中欧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建立中欧领导层间的“气候热线”，以便在日后多边气候谈判中协调双方立场，并在相关政策和合作上保持更为密切沟通。
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前夕，中国和作为会议主席国的法国积极开展对话，为巴黎会议做好了准备和铺垫。同时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签署了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作为世界上排放量最大的三大经济体，中、美、欧三国携手最终促成了《巴黎协定》的签署。
二、气候合作协议的维系有赖于中欧双方积极行动
2017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停止执行《巴黎协定》，尽管2021年拜登政府重新加入，但缔约国间的信任裂痕已然形成，这种情况下，中欧双方成为了维系国际气候合作的稳定力量。在中欧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全球气候行动不但没有停下脚步，反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美方单方面违约后，马克龙专程到访中国，他表示：“中国和欧盟之间的气候合作是至关紧要的。”2018年，中欧双方领导人签署新的合作协议——“中欧领导人就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的联合声明”，重申了共同推动全球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意愿。
中欧双方相继提出了更高的气候行动目标，成为国际社会的表率。2019年“欧洲绿色新政”颁布，宣布在2030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5%，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2020年9月，中国宣布“双碳”目标。中欧双方的表态产生了连锁反应，推动韩国、日本等国纷纷抬高了自主贡献减排目标。在全球气候合作步履维艰的时刻，中欧双方的积极行动与合作为《巴黎协定》的维系和落实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三、新阶段影响双方合作关键词：竞争、安全与互信
近年来，新冠疫情、俄乌冲突接踵而至，世界经济在衰退和高通胀中步履蹒跚，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深刻影响地缘政治走向，一系列剧变给中欧关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欧盟方面，出于地缘政治风险、供应链安全，以及保护自身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考虑，对中欧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义：将中国视为“经济领域的竞争者，制度模式的竞争对手，以及协商伙伴”。这一“三重定位”的提出，标志着中欧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而在气候议题上，也将不再是简单的合作伙伴关系。
随着绿色技术的进步，生产应用规模的扩大，以及各国政府利用税收和补贴的强力推动，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式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迎来拐点，届时减排和绿色技术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而欧盟和中国两大经济体在绿色经济领域的竞争关系也将日益凸显。
2023年伊始，美国《通胀消减法案》生效拉开了主要经济体之间全面的绿色经济“战争”的帷幕。该法案宣布将向气候和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约3700亿美元，包括多项针对美国本土或在美运营企业的补贴政策和税收优惠，如此大规模的支持下，中国和欧盟都将面临绿色投资和生产外流的压力。而相对于具有市场和成本优势的中国，欧盟面临的压力更为现实和紧迫，以至于欧盟委员会慌乱应对中甚至摒弃了自由市场的旗帜，提出“工业净零行动法案”(TheNetZeroAct)，限制绿色进口，同时放松了对成员国单方面国家补贴的监管，在欧盟内部引发了造成统一市场扭曲的担忧。
欧盟限制绿色进口的另一个理由是为了保障供应链安全。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危机，加之俄乌冲突后的能源危机，增强了欧盟对依赖海外供应链的担忧，并开始致力于在能源和可持续经济转型中，减少对中国以及单一国家进口的依赖。
总的看来，新阶段欧盟应对冲突和危机的政策措施，担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如马克龙总统在此次访华公开讲话中所表述的，这种担忧不断积累，造成了“紧张局势螺旋式上升”，事实上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对于中欧未来气候合作走向，我们认为主要影响因素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竞争、安全和信任，其中安全感和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