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他写书的速度很快，著有《行动的勇气》《金融的本质》《灭火：美国金融危机及其教训》等。在其最新著作《21世纪货币政策》中，他提供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前后美联储应对金融危机的第一手资料。这是一本了解美联储货币政策演进历史及最新发展的好书。尤为重要的是，本书以美联储掌舵人“第一视角”叙事，描述了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货币政策决策细节与制度背景，为人们后续研究打下了基础。
本书的叙事时间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作者用了不少篇幅来描述“大通胀”时代，以及前美联储主席伯恩斯、沃尔克与格林斯潘如何与通胀进行长期艰苦的作战。但是，这些都是“前传”，本书的核心叙事从2008年的次贷危机开始。而在那个阶段，伯南克正好执掌全球金融市场最发达的国家的中央银行——美联储。伯南克和他的继任者们对金融危机的应对过程，构成了《21世纪货币政策》“本传”。
伯南克的前任，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被人们称为“艺术大师”。他曾经通过不断降息，使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保持了长达十多年的稳定与繁荣。格林斯潘执掌下的美联储有着鲜明的“神秘性”色彩。格林斯潘还是个“说废话”能手，含糊其词和模棱两可是其就美联储货币政策对外公开发言时的基本风格。
格林斯潘的接班人伯南克在接手美联储后不久，即遭遇了2008年次贷危机。伯南克领导下的美联储试图发挥定海神针般的作用。用伯南克自己的话说，他做到了。一般来讲，中央银行有两大职能：一是在经济常态下的货币稳定职能;二是金融危机时期的“最后贷款人”职能。这两个职能大相径庭，又密切联系。在2008年次贷危机时期，美联储的“最后贷款人”角色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货币稳定这一方面，却遇到了大麻烦。
传统上，尤其是在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时期，美联储通过改变银行准备金的供应量来间接管理联邦基金利率，以对整体市场产生加息或降息的效果，进而平抑或刺激经济发展。次贷危机的到来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为了刺激经济，伯南克领导下的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由2007年末的5.25%迅速降至2008年末的0.25%，如果再进一步降息，就将出现零利率或负利率。此时，美联储调控短期利率的传统货币政策空间已经用尽，但经济仍在急剧衰退。
此时，伯南克往货币政策工具箱里又塞了一些新工具。根据他自己在书中的总结，大体上归为两项：一是量化宽松;二是前瞻性指引。
美联储于2008年次贷危机后启动了非传统货币政策“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LSAPs)，即量化宽松。实行量化宽松时，美联储会直接买入以政府债券为主的长期债券，增加市场对长期债券的需求，推动长期债券价格上涨，造成长期利率下降，以缓解金融危机、提振经济。量化宽松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即使短期利率维持在低位，量化宽松也能起到降低长期利率的作用，从而影响市场。也就是说，既然降低短期利率的传统工具已经用尽，那就增加新的降息工具去降低长期利率。
前瞻性指引是指央行通过政策制定者的演讲和证词、政策会议纪要以及定期出版物，对经济和政策走向与市场进行沟通。换言之，前瞻性指引就是央行对市场进行的“预期管理”。在伯南克时代，美联储一改格林斯潘晦暗不明的信息发布风格，转为明确、透明、相对频繁的公开沟通。比如，伯南克每次在新闻发布会上都会对货币政策意图等进行的阐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即所谓的点阵图)、美联储向国会提交的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等，都无不体现出伯南克对货币政策信息披露明确化的执著。
这两个工具的运用，使美国能够安然度过次贷危机，至少在表面上取得了这个效果。但是非常规的新增货币政策工具的合法性、有效性一直饱受争议。特别是对量化宽松带来的负面影响，学界和实务界一直存在巨大的分歧。比如埃里克·波斯纳在《最后防线》一书中，就对次贷危机中美联储、财政部救助行为的合法性大加抨击。再如，有很多研究认为量化宽松会增加货币供应量，并引发通货膨胀。
伯南克在书中花了大篇幅来阐述其量化宽松和前瞻性指引的有效性，并论证其不会造成通货膨胀、金融不稳定或市场扭曲等问题。比如，他认为，量化宽松与政府支出不同，因为央行购买的是计息的金融资产，而不是商品或服务;它更像是一个家庭购买政府债券，从而增加了储蓄。同时他又回应说，量化宽松并不等同于“印钞”，它对流通中的货币量并没有产生直接影响，因为流动中的货币量是由人们想要持有的现金数量决定的。
而在笔者看来，伯南克的回应似乎有些避重就轻，他并没有直面外界的批评。显然，对伯南克执掌美联储期间的成绩进行客观评价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在几十年后才能盖棺定论。目前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局面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造成的影响还未消退时，又叠加了多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疫情的冲击、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以及今后各种金融周期的洗礼，都会给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带来冲击。
事实上，在货币政策制度化的道路上，美联储也仍然在试错的过程中，将来如何演变依然是个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