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语】

一财精心制作的两部纪录片围绕企业的管理进行了具有深度和广度的研究总结。在全球经济下行、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中，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想要在稳住上升速度的同时进行高质量发展模式的转型，无疑需要借助更强的管理能力和创新的力量。企业家的管理才能是高效配置各类生产要素、实现发展降本增效的关键。在这个个人价值能够依托平台和新型管理进一步发挥潜能的时代，这种企业管理的智慧更值得在各个不同行业的受众去学习、应用。

现代管理源于西方，其复杂性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实践。当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管理的中国智慧也开始受世人关注。

管理是个体、组织和环境互动而成的演化过程，因人类认知有限，无法清晰理解和驾驭复杂的管理过程。尽管全球的管理研究如火如荼，但至今也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把管理说清楚，除了运营层次可工程化的管理问题外，从情景、管理的博弈性、追求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等角度看，实际管理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演化特征，无法事先完全地科学安排。德鲁克(PeterDruck)对管理的研究基本上是通过观察、思考和经验总结来进行。詹姆斯·马奇(JamesMarch)也是针对未知或不解的管理现象，不断思考、探究、比较去研究，如他晚年邀请世界不同领域学者一道去解读模糊性(Ambiguity)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y)，追问中国人处理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有哪些独特的智慧?

管理需要理论，但在领导和战略层级，管理实践似乎永远在突破现有的理论，因为只有突破了，才可能超越和获得竞争优势。这似乎是一个管理悖论，如何智慧应对?

如果从科学范式来讲，管理理论(除哪些剥离了人的工具性理论方法)是一种弱规则，能给人一种启示就不容易了。极端的例子是，马云、张瑞敏、任正非他们成功的故事经过加工可能被抽象为理论，即便他们的一些做法与已有理论相背离。其实，管理甚至一些理论在很多时候就是话语权，有权坚守一些构想，一旦成功，就有可能转化为伟大的理论。所以，管理理论与实践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提倡做“有实践的理论，有理论的实践”。

改革开放初期，著名管理学家潘成烈先生与我说及，中国在世界上能卖的就是古代管理思想(智慧)。若按上述理论与实践共舞的逻辑，管理的现代中国智慧一定需要成功的管理实践背书。中国改革开放后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若有高质量的理论总结，管理的现代中国智慧一定会想古代管理思想一样受世人关注。

管理的中国智慧可能孕育于自古以来的整体论思维。中国人擅长整体性看世界，我也认为整体论是中国对世界做出重大贡献的潜在领域，但急需方法论上的突破。牛津大学的生物学家D.诺贝尔(DenisNoble)非常欣赏中国整体论哲学思想。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讲，现在几乎任何疾病都可以在基因层面找到原因，但基因治疗难达声称效果。原因是寻找因果关系的解析过程中丢掉了很多信息，难以有效还原。诺贝尔认为中国整体论思维提供了把中间遗失因素考虑到的契机，但缺乏具体分析这些因素的方法论。以中医为例，大夫望闻问切，整体思维，每天都会根据病人状态调整药方，但对中间动态机制则很少解析研究。现在日本科学家解析中药方剂，测量作用效果，为整体论架构下动态机制的解释提供了桥梁。

对照复杂的管理实践，中国人以深入骨髓的整体论思想，面对复杂甚至未知的世界，常用灵活性或者变通性应对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甚至被说成不守“规则”，但可能正是这种有想象力的随机应变创造了意想不到的价值。如若把整体论、能动应变与西方擅长的解析、规范相结合，形成相应的方法论，一定会为世界管理贡献出更强大的中国智慧。

事实上，基于这样的逻辑，我在上世际80年代就提出了和谐理论，并逐步将其发展成为和谐管理理论，把整体思想和机理通过“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和谐耦合”、“和谐领导”等概念形成了解决复杂管理问题的方法论框架，并开发了相应的流程和技术，架起了整体论与解决体系以及理论与实践桥梁，形成了体现管理的中国智慧的一种理论与实践体系。

席酉民(教授、执行校长)

西交利物浦大学

2023年3月

【项目背景】

自2014年以来，第一财经联合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历时八年，穿越疫情，深入访谈了中国近50位领军企业家。《春夏秋冬又一春》、《超级进化》两部管理纪录片，凝练50人采访精华和企业的生动实践，为观众献上一幅凝聚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珍贵图鉴，于2023年3月陆续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