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县域的时候要综合考虑县的多方面功能，一是制度方面，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二是县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三是社会功能，尤其是县在促进生育方面的作用。”

县域一头连着城、一头带着乡，是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县域”一词被提及13次、“县城”被提及2次，相关内容包括“全面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等等，明确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具体方向。

其中，县城作为县域的中心，是中国推进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规划了清晰的目标——到2025年，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县城短板弱项进一步补齐补强，一批具有良好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集聚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的县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公共资源配置与常住人口规模基本匹配，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壮大，市政设施基本完备，公共服务全面提升，人居环境有效改善，综合承载能力明显增强，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规模不断扩大，县城居民生活品质明显改善。

县域经济有哪些特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应注重解决哪些问题?围绕上述话题，21世纪经济报道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进行了专访。

发展县域经济有助于消费社会的建设《21世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时指出，“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完善城市特别是县城功能，增强综合承载能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有什么特点?

郑永年：以往的城镇化更多地表现为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特大城市与大城市里，例如各种资源都向特大城市北上广深集中。但现在这种模式已经难以持续，这些特大城市本身已缺乏更多新的空间。仅仅一个特大城市就有2000多万人口，更不要说每个省会城市本身也集聚了本省大量的劳动人口。

因此现在若要改变这种城镇人口高度集中的趋势，就要强调县域的作用。目前县域更多地分布在三线、四线城市。我们必须注意到，从财政上看，有一些县因缺乏增长的内生动力而遇到财政困难，这种情况对于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是不利的。同时，如果我们持续地让大部分优质的资本、技术、人才都流向超大城市，那么广大三线四线城市就可能会一直衰落。

在北上广深，住房主要体现为刚性需求，但在三、四线城市基本已经很少有刚性的购房需求。正如我前面所说的，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大城市的这种城市化模式，虽然能够带来可观的GDP增长，但也可能产生一些社会的负面效应，尤其是人口。现在大城市生育率普遍更低，中国去年开始经历人口负增长，因此需要解决目前城市化的问题。

归根结底还是要改变城市化的发展方式。现在很多城市都提出了“宜居宜业”。我觉得还应该提出“宜育”，并把它放在首位。如果一个城市光生产GDP、不生育baby的话，这个城市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县域，不仅仅关乎经济问题，它还涉及人口、社会、生态问题。

从经济上来说，我们现在更强调县域经济，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现在大城市的规模已经足够大了，缺乏更多新的发展空间，北上广深或者各省的省会城市已难以源源不断地容纳流入的人口，那么鼓励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县城工作和生活就变得非常重要，能够为城镇化提供新的增长空间。

二是我国要建立消费社会，但目前很大一部分的中等收入群体都集中在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大城市，而三、四线城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及前者，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也较小。所以现在我们提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培育县级城市，也是考虑到要将县域发展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居住地，他们拥有很大的消费潜能。

所以，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不仅仅要从经济上考量，还要从社会效益上考量。此外，从行政体制上来看，几千年来县一直是最稳定最基本的国家治理层级，县稳定了，整个国家就稳定了。县级再往下就是乡镇，是中国的基层社会，所以在整个行政体系里最关键的就是县。现在我们要重新突出县在行政体制上的作用。

总的来说，我们谈县域的时候要综合考虑县的多方面功能，一是制度方面，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二是县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三是社会功能，尤其是县在促进生育方面的作用。所以发展县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国家大政方针的一部分。

要鼓励城乡双向流动《21世纪》：日前，广东发布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定，你如何理解文件提出的“统筹抓好产业兴县、强县富民、县城带动”?

郑永年：这部分内容我在负责具体研究。产业兴县、强县富民、县城带动非常重要。这其实包括了三方面的综合式的现代化。一是经济现代化，属于物质层面现代化，也就是要考虑如何发展县域经济。不仅仅指的是传统的农业，更重要的是农业工业化、农业产业化，重点发展比较优势明显、带动农业农村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产业，要在这些方面大做文章。要实现县域经济现代化，就要注重科技对农业产业化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