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大龄未婚女性达3800万，大龄单身男性近3900万。代表委员建议，适度放开未婚女性冻卵等辅助生殖技术，未婚女性超过一定年龄，没能生育但有生育愿望的，可考虑先予生育力保存，待生育条件满足后再按程序完成辅助生殖技术。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成为热议话题。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原副主席姚爱兴指出，随着养育成本增加、教育焦虑蔓延、经济环境和劳动就业压力大、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加剧、子女养老需求降低等，90后、00后一代推迟婚育、不婚不育现象越来越多，“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问题日益突出。

对此，代表委员们从完善生育津贴、加强税收补贴、增设普惠制托儿机构、免除学费、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等多个方面，建言献策。

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出现61年来首次负增长。今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项数据再次引起社会各界对生育问题的热议。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首义律师事务所主任谢文敏告诉《财经》记者，为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今年她带来了一份《关于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的提案》。

在谢文敏看来，一方面，当前中国人口形势正面临严峻挑战，释放生育潜能，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生育需求是人口工作的必要举措。另一方面，随着当代环境变化，女性的婚恋和生育观发生了一些改变。未婚生子也是未来有更多独立女性主动选择的结果，法律主动照顾这部分少数人群，是中国法治温度的体现。

谢文敏在提案中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二是切实完善非婚生子女的落户、托幼、上学、就业等相关权益保护，逐步向未婚女性生育开放生育保障公共服务体系;三是基层组织社区、街道、学校应该积极地介入非婚生子女家庭，给予帮扶保护，做好引导教育，不让非婚生子女感受到歧视与伤害。

一体化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尚待完善

生育成本和养育成本无疑是影响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现金和税收补贴能否减轻育儿负担?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认为，生育问题要分“不想生”和“想生不敢生”两类来探讨，现阶段生育政策引导重点应放在解决“想生不敢生”的中低收入家庭，为其减负赋能，提振生育水平。

对此，吴瑞君建议，按照递进式差异化的补贴思路，实施生育二孩、三孩津补贴，同时，提高个人所得税教育专项扣税比例和返还强度。允许丈夫参保的全职太太或灵活就业女性享受部分生育津贴。在配置公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时，适当向有困难的多孩家庭倾斜，给予有住房改善需求的2-3孩家庭一定的贷款利率优惠。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原副主席姚爱兴也带来了一份《关于进一步优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的提案》。姚爱兴建议，从国家层面制定完善生育津贴发放政策规定，对生育一孩、二孩、三孩的家庭分别给予一次性生育奖励，并对0个-36个月龄的婴幼儿家庭每月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予定额的育儿补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建议，应促进生育支持政策配套衔接，家庭育儿阶段可给予税收减免，在家庭购房、购车方面，给予优先优惠。此外，发挥社会保险的协同作用，经济压力较大家庭可以提前支取住房公积金和养老金的个人账户部分。多方降低家庭生育养育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

在分担生育成本方面，也有很多代表委员从税收补贴方面提出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万事利集团董事长屠红燕建议，出台政府财政税收政策，解决生育成本分担问题。落实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企业在产期女性职工休假期间支付的工资、生育津贴、岗位空缺填补支出等相关费用给予一定扣除。

农工党中央今年递交了《关于构建生育支持税费政策体系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提案》，提案建议，一是尽快出台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进一步降低家庭抚养孩子的养育成本。二是试行“负所得税”制度。在部分省市进行试点，对达不到专项附加扣除中的学前教育、学历教育扣除标准的低收入家庭，计算其“负所得税”金额，由政府予以一定的补助，以提高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以缓解抚养压力，提升生育意愿。三是对现有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上按照150%加计扣除，进一步减轻家庭育养子女的负担，鼓励适龄育养家庭多生多育。

在养育孩子的成本中，教育是一项大开支。根据育娲人口专家团队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全国家庭0岁-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其中，上海生育成本全国第一，一个孩子养到18岁前需要102.6万元。另据2021年《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数据，中国家庭的教育支出甚至超过了住房支出，成为家庭中较大的开销。

为了减轻教育压力，此次两会中，全国人大代表、编剧赵冬苓提出，建议对2024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免除学费、课本费，直至大学毕业。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甘华田则建议，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