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无论从宏观经济和金融业形势，还是已经出台的各种法规文件形成的制度基础，以及各地普惠金融的探索实践和社会共识等方面看，普惠金融立法已具备了较为成熟的条件。

发展普惠金融，不仅是贯彻金融政治性和人民性的需要，也是增进社会公平与和谐的客观要求。

要实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顶层设计和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第十三届和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原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徐诺金已经连续5年将“出台普惠金融促进法”带上了全国两会。今年，他再次为普惠金融立法工作奔走呼吁。

在关于尽快立法加快发展普惠金融支持中国式现代化的议案中，徐诺金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普惠金融促进法，明确普惠金融需求者和金融机构作为供给者的权利与义务，明晰金融管理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引导、激励、评估和监督等职责及权力。

在2021年底履新中原银行董事长之前，徐诺金在央行系统工作了约34年，是业内公认的学者型官员。为何这位横跨学术、监管和业界的金融老将对普惠金融立法如此执着?徐诺金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享了他的思考。

强化普惠金融法制建设有助于凝聚各方合力《21世纪》：当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还存在哪些问题?为什么普惠金融立法如此重要?

徐诺金：党的十八大以来，普惠金融对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的生产生活发挥了重要的扶持作用。但对支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助力推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解决就业、教育、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确保粮食安全等方面，普惠金融的服务力度、深度和广度仍需抓紧提升。同时，推动金融机构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展普惠金融的约束依然突出。

一是普惠金融法律体系还不健全。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普惠金融专门法律，界定普惠金融的内涵、原则，以及各类主体的责任和权利，发展普惠金融没有清晰健全的法律可以遵循，难以有效汇聚各方合力。

二是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的内在机制仍需优化。金融机构作为市场主体，以商业利润为导向，在发展普惠金融兼顾社会公平方面缺乏强制性约束，服务覆盖面和服务能力与普惠金融发展需要仍不匹配，金融机构内部考核管理制度与普惠金融业务的适应性仍需提升。

三是引导和激励的配套政策体系不完善。金融管理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推动普惠金融权责不明晰，在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相关考核督导、专项财税政策扶持、风险分担等方面，还需健全完善具有高度协调的配套政策体系。

四是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和居民金融素养还需强化。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需要有力的基础设施作为保障，当前建设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体系面临的信用信息共享、应用的障碍亟需破除，农村地区支付体系和环境还需进一步优化，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机制还要持续完善，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金融认知、金融素养与诚信意识还需提高。

《21世纪》：当前我国普惠金融立法的条件是否成熟?

徐诺金：当前，无论从宏观经济和金融业形势，还是已经出台的各种法规文件形成的制度基础，以及各地普惠金融的探索实践和社会共识等方面看，普惠金融立法已具备了较为成熟的条件。

一是经济与金融业发展创造了立法的优越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金融组织体系日益完善，经营能力、盈利水平大大增强，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征信、支付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完善，为立法创造了优越的宏观经济与行业条件。

二是普惠金融的机制性探索奠定了立法的制度基础。我国已出台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中小企业促进法》《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和《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实施方案》等部委规范性文件，为构筑完善的普惠金融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

三是普惠金融的有效探索丰富了立法的实践基础。近年来，普惠金融在助力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各地通过积极探索发展普惠金融模式，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缓解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方面持续发力，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普惠金融立法夯实了实践基础。

有利于固化长期有效的正向激励机制《21世纪》：在你看来，普惠金融立法工作的重点是什么?立法之后会带来哪些改变?

徐诺金：普惠金融立法的重点，就是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各方促进和保障普惠金融发展的责任，固化长期有效的正向激励机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通过立法，明确普惠金融服务对象作为需求者和金融机构作为供给者的权利与义务，明晰金融管理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引导、激励、评估和监督等职责及权力，为发展普惠金融提供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激励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创新并科学防控风险，保障弱势群体基本金融权利，助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通过出台促进法，将会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