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2022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从2021年的46773万减少至45931万人，减少了842万。这是自1962年以来，我国城镇就业人员首次减少。

如何应对这一问题?下意识的回应是继续转移乡村劳动力。2021年末，中国以乡村为主的第一产业(即广义农业)就业人员数量17072万，占全国就业人员的22.9%;远高于该年GDP中第一产业7.3%的比例。有学者据此认为，与农业劳动力只占3%、4%的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还有“20%的农业劳动力可以转移出来”。

我不同意上述学者的观点。理由是：中国现有农业劳动力中，很大一部分人的主要(甚至唯一)职能是照看家中老幼病残。由于城乡生活支出的巨大差异，照看者与被照看者都不得不滞留乡村。在目前条件下，这些用于照看家人的劳动力无法转化为农民工。

城乡照看家人用工的差异

从家庭的角度来看，劳动者需要同时承担两种职能：一是通过工作获得收入来养家;二是照看对生活上无法自理或无法完全自理的家人(如孩子、老人、病人、孕妇等)。无论城乡，都是如此。

但若论照看家人职能的实施，城乡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首先是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在城镇，市场提供的各种服务，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照看工作。这类服务既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等送托服务，又包括月嫂、育儿嫂、失能老人居家护理等上门服务。市场化服务是收费的，工作者属于就业人员。而在乡村，劳动者照看的绝大多数是自家的老幼病残，照看工作是非市场化的。

按理说，无论市场化还是非市场化，照看家人的服务同样需要劳动力投入。但是，第一，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通过交换满足他人欲望的活动才算是生产，操持家务的成年劳动者属于非劳动力。乡村平均收入与消费水平远低于城镇，买不起照看服务，只能自己照看。

第二，按照国际通用标准，为取得报酬、周工作时间在1小时及以上的，都算是就业者;中国乡村几乎家家都有承包地;种地收获的农产品即使自家消费，也属于报酬;只要每天平均到自家地里摘10分钟的菜，照看家人劳动力的工作就达到上述就业者的标准，从而被理直气壮地算成农业劳动力。不过算归算，实际上这些“农业”劳动力第一位的职能仍然不是务农，而是照看家人。

其次，在照看家人职能与工作职能的相互关系方面，城乡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在城镇，刚刚退休、身体比较健康的退休人员，往往负责照看家中的老幼病残(特别是孙辈)。他们既然已经退休，照看家人就不会与继续工作发生冲突。

而在乡村，在不同的时期，照看家人与工作挣钱之间的关系很不一样。

二三十年前的民工潮年代，中国乡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其数量最多时数以亿计。此时滞留在乡村的，往往是除了农忙外没活干的劳动力。让他们照看家人，无论对农业，还是对外出打工，都没有什么影响。学术界研究农民工供给时，忽略照看家人用工的习惯，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养成的。

随着全国性民工荒的出现及其从青年年龄段向中老年年龄段的蔓延，工作挣钱与照看家人这两种职能相互抢人，乡村劳动力则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选择。如果选择外出务工，照看家人就顾不上了。如果选择留守家乡照看家人，则某些经济状况较好、当地就业机会较多的乡村，留守乡村的劳动力还可以边照看家人边就业;但若除了少量农活外当地提供不了其他工作，留守者就被迫成为专职照看家人的劳动力了。

为了应对工作挣钱与照看家人之间的矛盾，农民工夫妻不得不自发分工，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留守以照看家人为主。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外出农民工性别比例的失调。举例来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包括本省农民工在内的广东户籍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4.97，处在103~107的正常区间，但外省流入人口性别比高达144.60。

照看家人占用多少乡村劳动力

关于留乡照看家人所占用劳动力的情况，我所收集到的，是以下两类资料。

第一类，乡村青年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

2004年全国性民工荒的爆发，并不意味着当时乡村已没有剩余劳动力，但它确实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最高、最受城镇用工方欢迎的青年农民工供不应求。但2004年后，乡村仍有相当高比例的青年劳动力，没有转移到非农产业。例如，2004年，广东省18~25岁乡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只有75.6%。又如，16~20岁与21~25岁的乡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四川省(2006年数据)分别只占77.25%与77.03%，湖北省(2007年数据)分别只占78.11%与75.14%。换句话说，尽管青年民工荒，仍有20%~25%的青年留在乡村。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中，乡村青年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要比上述官方数据高一些，2011年，16~25岁乡村户籍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为83.6%，务农劳动力仍然占16.4%。青年劳动力的务农比例要比不可避免存在的调查失业率(即经济学中的自然失业率)高出10~20个百分点。原因是青年承担着权威研究机构所说的“重要家庭责任”(包括生育和照看老幼病残等)。

据此，笔者认为，只要中国城乡生活支出的巨大差距依然存在，因而农民工家庭不得不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