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草案确实回应了不少现实矛盾，但仍需要更多触及阻碍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坚持‘包容审慎’、鼓励创新的修法主基调。实践中慈善事业和商业活动不是简单的互斥。建议慈善法修订中为合法商业活动留出空间，不宜“一刀切”地封杀。”2023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张颐武围绕加快完善慈善法治等方面建言献策。

此前的2022年12月27日，慈善法修订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并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公开征求意见活动。与现行慈善法相比，修订草案新增1章21条、修改47条，共13章133条。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此次提交审议的已是第九稿，“还有一些呼声很高但在协调中尚未达成一致的内容，没有能够写进来。”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政部原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列席了分组审议，他表示，希望这些内容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引起重视，争取将一些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现在没有写入草案的重要建议，纳入修订范畴。

作为中国慈善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慈善法曾被寄予厚望。然而，自2016年9月1日施行以来，由于税收优惠等配套政策支持不到位等原因，中国慈善事业总体发展缓慢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业界普遍认为，近年来，面对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慈善”，以及不断出现的重大灾害、公共卫生等应急事件，现有的管理体制已经显现出不足，希望这次修订能够切实回应慈善法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发挥慈善等第三次分配作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作为法治保障，修订草案也将“充分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推动共同富裕”写入总则。

《财经》记者梳理发现，修订草案的亮点体现在区分网络募捐平台定位、填补网络个人求助法治空白、优化慈善组织认定、激励慈善信托等多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草案还新增多项促进性条款，比如第九十条：国家对慈善事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引导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民政、财政、税务等有关部门制定。

有专家和实务界人士认为，修订草案确实回应了不少现实问题，但部分条款的修改力度有限，并未真正触及阻碍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网络募捐要区分平台定位

在慈善募捐方面，修订草案对募捐信息平台和募捐服务平台进行了定位上的区分。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马剑银看来，“这是一个进步，值得点赞”。

现行慈善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并可以同时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

这意味着，无论是统一平台还是指定平台，目的都是用于慈善组织发布募捐信息。但是，据马剑银了解，民政部建立的统一平台(慈善中国)并没有用于发布募捐信息，而是承担着慈善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募捐活动备案的功能。

2016年，民政部从申报的47家平台中确定腾讯公益、淘宝公益、新浪微公益等13家为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一年后的2017年7月，民政部发布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规范》《基本管理规范》，并对上述平台进行考核。

以上两项行业标准还称，这些信息平台宜开通在线募捐支付功能并提供技术保障。也就是说，募捐信息平台同时也杂糅了募捐服务功能。

同月，中国慈善信息平台主动申请退出首批名单。申请函表示，“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的主要功能是开展网络慈善募捐，信息披露只是辅助功能，运营公开募捐平台，不尽符合其章程规定的宗旨定位和业务范围，也非自身优势所在。”

“目前募捐平台的遴选和指定程序定位不清，作为服务中介，募捐平台的功能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要推出更多服务就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必然会出现竞争。”马剑银向《财经》记者分析。

继中国慈善信息平台之后，入选首批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的基金会中心网也退出。2018年-2021年间，民政部又分别开展了第二批、第三批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的遴选。目前，由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共有30家。

然而，在马剑银看来，现行慈善法中的“指定”，究竟是行政许可还是行政委托，在实践中定位模糊。如果是行政许可，就不应该采用遴选方式，而是设定统一标准，符合者即可准入;如果是行政委托，遴选机制无法激励各家平台进行机制创新，适应当下的发展。事实上，随着慈善事业的壮大，目前被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了募捐服务平台，所做的事情也远远不止信息发布，尤其是一些背靠互联网企业的平台，它们有技术优势，早已具备在线捐赠支付等个性化功能，还在积极创新，但是如果缺少合理的市场机制，这种创新的持续性动力不足。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谢琼的一项研究统计，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上筹集的善款2017年超过25.9亿元，占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