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们的思维惯性，会想当然认为：民营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国有经济越没有发展空间，规模大或有竞争力的国企就越少;而那些传统国有经济发达、民营经济落后的地方，自然国企更方便做强做大。这几乎被认为是最简单的常识，或最基本的经济逻辑，无论你的所有制立场如何。
但是笔者近年在研究国有经济时发现恰恰相反：越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国企发展也做地越好，而那些民营经济发展一团糟的地区，国企也往往是一塌糊涂，无论是资产规模上，还是效益上，都无法跟那些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的国企相提并论。
我们以入围2022年中国企业500强的169家地方国企为观察样本(注释一)，这些企业可以视为13.6万家国企的最优秀代表。我们可以发现，规模最大、竞争力最强的地方国企基本集中在民营企业最发达的区域，以企业总部所在城市排序分别是：上海(15)、北京(13家)、广州(13家)、杭州(8家)、深圳(5家)、厦门(4家)。广东是民营经济第一强省，理应是国有经济的不毛之地，却共有19家省属或市属国企入围。而东北三省作为国有经济传统重心，民企也长期发展滞后，理应是国企发展的沃土，反而仅有一家地方国企上榜，也就是排名第500的盛京银行，甚至过去连续好几年都没有企业入围。
详细来讲，广州市国资委，号称“宇宙最强”的地方国资委，去年市属国企资产总额达到5.47万亿，有3家市属企业跻身世界500强;深圳市也突破5万亿，1家市属国企跻身世界500强。广东全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突破16.9万亿，这相当于东北三省的2.5倍。浙江、福建这两个民营经济占比最高的省份，国企表现也非常亮眼，杭州市属国企资产总额超过4万亿，宁波、厦门也都超过2万亿，两省共有7家地方国企跻身世界500强。
此外，北京、上海虽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中心，但是由于汇聚了充裕的金融资本、科技和人才，在改革开放中，也形成了非常发达成熟的民营经济(如联想、小米、百度、美团、物美等)，这两个城市的市属国企表现也特别优异，上汽、北汽、浦发行、华夏银行、首农、光明食品、绿地等在都各自领域脱颖而出。到2022年，这两个地方的国企资产规模分别达到8万亿和27万亿，位列副省级以上城市前两名。
我们再来看传统国有经济发达地区的表现情况。东北三省是市场化改革前，全国大型国企最集中的区域。1981年全国大型企业1476家中，有277家在东北三省，而东南三省仅有76家(福建12家、浙江20家、广东44家)，两地国企实力明显不在同一层次。而如今情况发生逆转，2021年辽宁省国企资产总额为2.8万亿，不足广东省的六分之一;沈阳市国企资产总额为4736亿，不到广州的9%;东北三省中，国企资产存量最多的城市为哈尔滨(7649亿)，其规模也不足广州的15%。2020年，辽宁省近5000多家地方国企营业收入加起来(分别是3589亿)，还不如广汽集团一家多(3954亿)。
类似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在东北以外的西安、兰州、太原、洛阳、包头等传统国有企业发达的地方可以看到。比如一五计划的156个重点项目中，西安及周边聚集了24个，太原及周边有15个，洛阳及周边有10个，兰州及周边有8个，但是如今这些地方的国有经济，除了依托垄断经营权的能源、有色金属类国企经营业绩尚不错外，其他方面则乏善可陈。
从2002年国企改革完成后(注释二)，各地国企的资产增长速度来看，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五省市速度最快、发展效益最好，浙江国企资产总额增长了48.9倍，其次是江苏38.1倍，福建、上海也增加了20多倍，广东在规模非常大的基础上，也增加了15.2倍，而辽宁和黑龙江增幅均不足6倍。考虑到这期间我国M2增长了近13倍之多，扣除货币通胀的因素，其实很多北方省份国有资产总量都在萎缩，这20多年来国企的保值增值，实质主要靠东南五省市地方国企以及个别经营成绩优异的央企。
所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仅是经济重心转移到民营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东南沿海还取代东北华北诸省成为新的国有经济重心。广东、福建、浙江、上海和江苏五个东南省市加上北京，其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已经超过100万亿，占全国地方国企资产总额的一半以上，远超北方各省总和。在利润上，这六个省市更是贡献率更高，占比近八成(2020年全国地方国企利润为12665亿，六省市合计9417亿)，深圳一市的国企利润就超过黑吉辽蒙津蒙冀晋陕豫甘宁青新等十四省市区。总之，这些民营经济发达区域，不仅为国家贡献了最多的赋税，还贡献了主要的国有资本增量，构建了新时代党的执政之基。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可靠的结论，那就是：没有发达的民营经济，就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并不是相生相克、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协同并进的关系。国有经济只有在民营经济发达、市场机制健全的地方，才能做大做强;而民营经济发展落后的地方，国有经济也无一例外都会陷入低水平陷阱。那么，其中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
首先是市场生态“溢出效应”或“带动效应”。正像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化，得益于外企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溢出效应一样，这二十年来，地方国企的发展壮大实质上也很大程度得益于本地民企的创新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