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下称‘两山论’)的指引下，余村从过去炸山开矿造成‘山是秃头光、水成酱油汤’，到现在变成了‘人在余村走、就是画中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月5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一场“代表通道”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分享了关于余村的故事。
余村是“两山论”的发源地。余村的巨变，也引发过关于发展生态经济的热议。
从2021年6月施行的《中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到“国家鼓励城市居民到乡村旅游、休闲度假、养生养老等”，到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浙江省乡村旅游促进办法》，这意味着，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乡村旅游这一新业态。
云南昭通学院党委书记陈红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背景下，应该充分发挥乡村作为消费市场和要素市场的重要作用。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这就必须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可以说，乡村旅游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催生的战略机遇。
生态经济成为共识
余村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前是“靠山吃山”，当地是安吉县最大的石灰岩开采区，然而经济虽然得到了发展，但生态环境却付出了沉重代价。后来，在“两山论”的指引下，余村做出关停矿山、走生态发展之路的决定。
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努力，2022年，余村集体经济达到1305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64863元。
汪玉成称，进入新时代，余村联动周边3个乡镇17个村一起共同打造高能级、现代化、国际范儿的“大余村”。同四川、新疆等省份9个村结成对子，共谋发展。特别是现在还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新青年行动，成立国内首个乡村品牌实验室，创新开展余村“全球合伙人”计划。
由于在国内率先发展生态旅游，安吉县经过多年来的不懈发展，成为浙江省北部一个极具发展特色的生态县。当地的绿水青山吸引了一大批城市消费群体，尤其是上海人。
正因为尝到了生态经济的甜头，安吉县格外重视发展乡村旅游业。针对“养”上海人的言论，浙江省现代农业促进会副会长、杭州知农智库负责人成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对江浙沪旅游业来说，早就成为多年来的行业共识，不值得大惊小怪。
当前，乡村旅游成为一个势不可挡的趋势，正在南方沿海省市全境、内地几乎所有大中城市周边快速发展。成军称，到农村旅游，亲近大自然，这几乎是一种人类本能。城市消费群体对乡村旅游的需求，可以说是发自内心的，也是真实存在的。乡村已经成为新的消费场景，“现在旅游从业人员正在抓紧抢资源，唯恐自己出局。”他说。
其实，如果将视野放大，从全国乃至全世界来看，都具有普适性。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首席专家黄祖辉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一方面是对休闲、旅游、康养等方面有着强劲需求的城市高收入群体。一方面是适合去休闲旅游的乡村，比如有真正的绿水青山、明显的季节优势和景观特色;再比如离大城市近，且交通条件、人居环境等配套较好。
对比国内外，“养人”也并非中国所独有，只是各国发展阶段不同，有先有后而已。在国际上，上世纪20~30年代，美英等发达国家就已开始探索乡村振兴;上世纪70年代前后，发达国家进入了乡村振兴的活跃期。
以日本为例，乡村旅游的兴起，离不开40多年的大规模乡村建设。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日本开始推动新农村运动，修整农村基础建设;到60年代，开展第二轮大规模乡村基建;进入70年代，继续强化乡村基建，很多乡村基础设施的完备度和面貌已不亚于城市水准;到8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巅峰时期，中产阶层群体的壮大，催生了巨大的乡村休闲需求。于是，在官方一系列乡村旅游政策的引导下，生态游、体验农场等旅游新业态不断涌现，体现了工业化后期中产阶层需求转向的规律。
进入21世纪，日本成立农村振兴局，专门负责乡村振兴相关事务。2009年，实行地方振兴协力队制度，助力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乡村振兴探索与实践，日本农业实现了升级，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收入大幅上涨。
成军提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不少日本大学毕业生不是选择先就业，而是先下乡锻炼;不少退休人士不是选择享受生活，而是下乡务农;不少创业者不是选择进入创业园，而是下乡创办新业态。
“养城里人”应该成为战略
安吉县的发展，是浙江省乡村旅游发展的一个缩影。2002年，浙江农民有了钱，纷纷盖起小别墅，然而“家里现代化、屋外脏乱差、垃圾靠风吹、污水靠蒸发”。2003年，“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启动，以消灭“垃圾村”为核心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动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现代文明向农村延伸、覆盖和辐射，以此来促进城乡一体化。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钱文荣称，浙江省用行动证明“未来乡村”是一种“隐形城市化”。
从发展阶段来看，参照国外经验，中国也逐渐迎来了乡村旅游井喷式发展。这背后是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开始发生根本转型。2019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突破60%，2022年达到65.
